《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8期
周 石 陈 宪
内容提要： 肯尼思·罗戈夫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深入探讨了中央银行独立性理论、汇率理论和主权债务问题。他提出采用委托-代理方法来降低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该理论在中央银行独立性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与奥布斯特费尔德开创了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造性地将名义价格粘性和不完全竞争纳入动态一般均衡分析，在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入了微观基础，这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关键词：肯尼思·罗戈夫 Redux模型 主权债务
肯尼思·罗戈夫（Kenneth S.Rogoff）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53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镇。1975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士·托宾；198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现为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和托马斯·卡伯特(Thomas D. Cabot)公共政策讲座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和研究部主任。先后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1年获“德意志银行奖”（Deutsche Bank Prize）。
罗戈夫在宏观经济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其在中央银行管理、汇率决定、主权债务、银行危机等方面都发表了多篇论文，学术影响显著。除学术论文以外，罗戈夫对于世界经济发生的新变化非常关注，相关评论文章频见报端。主要著作有：《国际宏观经济学基础》（合著，1996）、《国际经济学手册（III）》（合著，1995）、《这次与以往不同：八个世纪的金融荒唐史》（合著，2009）、《债务十年》(合著，2011)等。
本文将对罗戈夫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首先介绍罗戈夫1985年提出的、针对央行管理方法的委托-代理模型，该模型对于央行独立性理论的研究有着里程碑的意义。随后，对罗戈夫等在宏观领域另一方面——汇率决定Redux模型进行介绍，该模型开创性地将粘性价格和经常账户、微观基础等纳入分析框架，成为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对罗戈夫的其他研究成果、包括对于主权债务的最新研究进行介绍。正是由于罗戈夫对于宏观经济学的贡献显著，通过对其研究成果的梳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已有成果，在此基础上做出更深、更具创新性的研究。
一、罗戈夫委托—代理模型（1985）：保守型中央银行管理方法
（一）动态不一致性引发对央行独立性的探讨
1977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 Prescott, 1977）发现一个现象，政府在制定政策和最终效果之间出现不一致，即一项政策在制定阶段是最优的，一旦进入执行阶段，由于公众具有理性预期，在新的预期下该政策不再最优，使得政策效果与最初的设想产生偏差。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政策制定者会在执行过程中对政策进行调整，违背初始的承诺，这又反过来影响政府的信誉。这一发现引发学术界对于政策制定效果和公众预期的大量研究，该项成果也成为两位作者获得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这种动态不一致性是否只存在于政府政策制定中呢？巴罗和戈登（Barro & Gordon，1983）等发现，除了政府政策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性之外，货币政策也会面临类似的情形。假设中央银行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首先，央行预先公布保持低通胀的最优货币政策，该政策是按照初始时刻公众的预期制定的，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由于公众形成了低通胀预期，此时执行货币政策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初始制定的政策已经不是最优货币政策，央行有动机在新的预期下制定相应的最优货币政策。在理性预期的假设下，公众会重新调整通胀预期，从而使得央行决策环境恶化，最终产生通货膨胀偏差。当然，我们要注意到这种情形依赖于三个假设：经济主体是具有理性预期的；存在一个稳定的均衡产出增长率；央行和社会公众之间存在非合作博弈。
正是由于货币政策存在动态不一致性，学者们对于央行政策的执行和管理方法饶有兴趣，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在众多的相关研究中，罗戈夫于1985年创立的委托-代理模型影响深远。下文将重点介绍罗戈夫保守型中央银行管理方法，该理论的提出，为央行独立性理论（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CBI）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保守型”中央银行管理方法
如何降低由于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带来的通货膨胀偏差？罗戈夫（1985）认为，通过任命保守型中央银行行长可以改进社会福利。保守型央行行长在保证就业和稳定通胀这两个目标的权衡上，将给予后者更高的权重。罗戈夫指出，在传统的分析中，央行总是严格遵循反馈规则（feedback rule），但事实上，严格要求达到初始制定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或者单一遵循某一规则，并不是最优的做法。罗戈夫建立了一个理性预期动态宏观经济模型，证明一国可以通过赋予“稳定通胀”一个足够大、但不是无限制的权重，来改进社会整体福利。这篇论文为多种货币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具体地，当供给冲击较大时，社会可能更倾向于让央行关注货币政策目标，而不是关注通胀率，即选择一个与社会最终目标函数相关性最高的中间目标，才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选择。但罗戈夫有不同观点。他认为，如果我们真正对每一个目标的作用途径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一旦央行给予某一目标最优权重，中间目标的排序就可能发生变化。在非通胀水平设定目标时，央行还可能遇到战略性问题：如果央行将名义GNP设定为与社会最终就业率一致，那么根据这种方案设定的名义GNP目标就会带来通胀偏差，此时央行应该选择降低自然失业率。如果货币需求是利率弹性，那么在设置货币供给目标时也会带来同样的问题：政府假定下一期的预期通胀是所谓的“社会预期水平”，而不是“时间一致性利率水平”，政府相当于高估了下一期的货币需求。
罗戈夫模型的逻辑是怎样的呢？罗戈夫指出，政策规则(policy rule)的效果是不令人满意的，减少了产出的变动幅度，提高了实际的平均通胀水平。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正是“时间不一致性”：货币供给增长带来的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增长之间存在“时间不一致性”，由于物价的反应有时滞，故产出增长在先，物价上涨在后。罗戈夫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保证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任命一个保守的央行行长，该行长在货币政策存在动态不一致性时，选择执行保守的货币政策，从而降低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使实际的通货膨胀更加接近最优通货膨胀水平，减少政策制定者的社会损失，增加社会福利。
（三）罗戈夫模型的完善
罗戈夫（1985）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不论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提出的“动态不一致性”，还是巴罗等进一步发现货币政策也存在这种“动态不一致性”，这些已有研究都没有聚焦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罗戈夫“保守型中央银行管理方法”明确地将中央银行假设为一个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机构。罗戈夫模型不仅从理论上为中央银行独立性及管理方法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路，同时也对现实世界中政府机构和中央银行的角色设定及职位安排具有启示意义。
罗戈夫模型也有不足之处，不少学者就模型的假设、外部冲击的多变性等角度，对罗戈夫模型进行了修正，代表性的有洛曼、沃尔什、皮尔森和塔贝里尼等。
1．具有免责条款的委托-代理模型。洛曼（Lohmann,1992）认为，即使中央银行管理者是保守的，当经济发生了不利的供给冲击时，保守的中央银行执行的低通货膨胀政策会造成产出的更大波动。为解决这一问题，洛曼建立具有免责条款的委托-代理模型，即政府“不但有权选择保守的中央银行的决策者，而且还保留了在特殊情况下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否决权或者更换中央银行决策者的权力”（闫素仙等，2010）。但是，政府执行这种权力时需要承担成本，所以，政府在执行前需要权衡利弊。执行成本体现在讨论的时间、政府信誉可能受到影响等方面。
正是由于在机制设定中加入了政府监督和成本约束，整个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形成了新的平衡。由于政府拥有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否决权，央行在经济受到供给冲击时就会增加对产出波动的考虑，避免罗戈夫模型弊端的出现；又由于政府在否决央行政策时需要承担成本，以防止政府随意行使否决权、避免政府实行完全相机抉择的策略。
可见，洛曼最大的修正是对制度框架进行了改进。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博弈方为政府、中央银行和公众，而不是罗戈夫模型中的两方（央行和公众预期）。洛曼希望通过这样的修正，使得央行决策者在发生重大外部冲击时，不会过于坚持低通胀目标（因为会导致产出波动过大），冒被政府免职的风险；政府会选择暂时放弃低通胀目标，采取积极的政策降低产出波动。
2．最优激励合同。最优激励合同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通过合同安排来降低政府违背最初承诺的冲动，从而避免“动态不一致性”。中央银行管理者与政府签订书面合同，合同中明确给出社会最佳通胀率，中央银行的管理者拥有货币政策的自由选择权。如果实际通胀率高于合同所定的社会最佳水平，央行及其管理者需承担责任、接受惩罚。这种合同安排，事实上将政府和中央银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转变成为合同当事人关系（闫素仙等，2010）。该理论代表性的学者是皮尔森和塔贝里尼(Persson & Tabellini,1993)、沃尔什(Walsh,1995)等。
3．加入政治博弈的阿里森那-盖提模型。对罗戈夫模型的另一种批评，来自于模型只考虑了经济因素的冲击而忽略了政治因素。部分学者认为，持不同偏好的政党、罢工事件、政策变迁等，都会对经济系统产生显著影响，罗戈夫模型没有考虑到政治不稳定因素，会给研究结果带来很大的偏颇。阿尔伯特·阿里森那和罗伯特·盖提（1995）在罗戈夫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政治冲击因素，建立了阿里森那-盖提模型。该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一国拥有独立的、抵制通胀的中央银行，除了降低平均通胀率之外，还能降低政治因素带来的产出不稳定性。阿里森那-盖提模型在分析框架中加入了政治因素，完善了罗戈夫模型。
二、Redux模型：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
除了对CBI理论做出了里程碑式贡献之外，罗戈夫还与奥布斯特费尔德 (Obstfeld)一起建立了“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 NOEM ) 研究范式，代表论文为1995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期刊》上的《汇率动态回归》。该文将经常账户跨期研究分析方法与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Mundell Fleming-Dornbusch，M-F-D）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将名义价格粘性和不完全竞争纳入动态一般均衡分析，在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入微观基础，这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罗戈夫-奥布斯特费尔德的Redux模型（汇率回归模型），有必要先介绍20世纪60-90年代主流的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即基于封闭经济宏观经济学IS-LM模型、引入开放经济核心变量、同样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下文简写为M-F-D模型）。
（一） 传统的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分析框架：M-F-D模型
希克斯（Hicks，1937）提出IS-LM模型，用来分析封闭经济体的利率决定。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对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进行研究，成为必然的趋势和要求。在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弗莱明在IS-LM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形成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下文简写为M-F模型）。
M-F模型是针对开放经济体的短期分析，其目的是研究资本的自由流动及汇率政策的选择对一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该模型的关键性假设有四个，这也是后来颇受争议并得到修正的部分，即(1)两国价格水平是固定的；(2)资本是完全流动的；(3)预期是静态、不变的；(4)经济体的总产出由需求决定。因此，可推导出国内外利率水平趋于相等。M-F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有效而财政政策无效；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有效而货币政策无效。
经济学领域研究的拓展和前进，往往与改变假设，使其更贴近客观世界有关。在M-F模型的基础上，多恩布什改变了“价格水平固定”这个明显与现实有出入的假设条件，将其替换为粘性价格，这个假设介于固定价格和完全弹性价格之间，且多恩布什认为，预期不应该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因此，M-F-D模型事实上是一个汇率动态模型。多恩布什（1976）提出汇率的超调理论，由于价格变化是滞后于资产市场的调整的，故短期内利率平价成立，但购买力平价却只能在长期内成立。
虽然蒙代尔、弗莱明及多恩布什对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随着理性预期理论影响力和解释力的逐渐加强，忽略对随机冲击因素的研究、缺乏微观经济基础的传统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注定等待着新的突破。
（二）罗戈夫-奥布斯特费尔德的Redux 模型
罗戈夫和奥布斯特费尔德创立了一个基于垄断竞争及粘性名义价格的两国模型，该模型与现代弹性价格跨时模型及传统粘性价格凯恩斯模型都不同。他们认为，在国际金融领域很多基本问题不能在无摩擦市场的假设条件下研究，需要在市场结构的假设方面做出突破。已有的宏观分析模型缺乏微观基础，忽略了跨期预算约束对于经常项目和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没有很好地描述货币政策到底是如何影响生产决策的；传统的方法没有任何关于福利的分析，所以非常有可能给出错误的政策建议。因此，以往的研究范式对于解释宏观政策对产出和汇率的影响方面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正是意识到以往研究的不足，Redux模型引入动态因素、理性预期、垄断竞争市场、粘性价格等假设，在进行跨期研究时，将粘性价格引入经常账户及汇率变动分析，开创性地对国际政策的传导机制及福利变动进行分析，这些是以往研究未曾涉及的。罗戈夫和奥布斯特费尔德在分析中同时考虑到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通过预算约束、效用最大化等工具，分别讨论了静态和动态条件下，政府购买与货币供给冲击对汇率、产出、利率等宏观要素的影响。文章认为，国外政府购买的稳态增加会提高国内的私人消费，因为国外政府会部分增加对本国产出的需求。如果本国政府支出稳态增加，国内私人消费会降低，但对本国产出有正向效应。
1．Redux模型的假设条件。模型假定，世界由生产具有异质性商品的厂商组成，国内外的厂商有同样的偏好，偏好由消费指数、实际货币余额及劳动决定。对于供给，模型认为，如果价格固定，短期内产量将由需求决定。假设厂商存在垄断势力，整个国家面临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商品定价高于边际成本。模型假定没有贸易壁垒及贸易成本，汇率是外国货币的本币价格，一价定律适用于单个商品，对同样的一篮子消费品而言，存在购买力平价。且存在这样一个世界资本市场，其中用来进行贸易的唯一资产是债券。假定国内外的政府购买均对私人效用没有直接影响。
2．货币供给与政府购买永久性增长的长短期影响。文章分短期和长期讨论了货币供给与政府购买冲击的永久性变化如何反映到汇率、经常账户及其他重要变量之中。根据Redux模型，所有的冲击都对本国及国外的人均消费差异有永久性的影响。如果实际利率与稳态值不同，个体无需进行平滑消费。但是，由于实际利率对于国内外消费增长都有相同的影响效果，相对消费的变动仍然遵循随机游走。与完全弹性价格机制下的分析不同，这里相对货币需求取决于消费差异，而不是货币模型所假设的产出差异。在罗戈夫和奥布斯特费尔德的模型中，货币持有的机会成本还包括消费的边际效用。当存在新的永久性的消费差异时，汇率会沿着弹性价格路径瞬间变动，在以往的弹性价格假设的分析下是没有消费效应的，而在罗戈夫的模型中，汇率变动和消费效应是共同影响和决定的。
首先来看本币贬值如何影响汇率。本币贬值带来本国相对于国外产出的增长，在短期内使得本国商品更便宜。为了使本国消费有一个固定的永久性增长，本币需要通过贬值来增加产出。货币供给增加，本币贬值，但贬值程度低于货币供给增长比例；汇率增加，但幅度低于本币供给相对增加值，且国内相对消费增加。在短期内，名义价格固定，货币贬值将使得世界需求转向本国商品，从而使得本国相对收入在短期内有所提高。厂商的垄断势力越弱，汇率变动越小，意即需求价格弹性越大，汇率变动越小。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国内外商品是完全替代的，且名义价格是固定的，那么汇率不会发生变动。
Redux模型接下来解释了货币冲击对经常账户、贸易条件与世界利率水平的影响。模型显示，本国如果是大国，本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对于经常账户的积极性影响程度趋弱。本国扩张性的货币冲击，长期看会使一国贸易条件变好，因为货币供给增加带来了财富的增加，本国居民财富的增加使得他们更多地去享受闲暇，这就使得本国商品的价格有上涨趋势。短期来看，由于本国商品名义价格是固定的，本国贸易条件随着汇率的改变而改变。可见短期和长期的贸易条件变动是相反的。那么，多恩布什（1976）发现的汇率超调现象是否在罗戈夫的Redux模型中也成立？罗戈夫的回答是，当存在货币冲击时，粘性价格能够降低汇率变动幅度。
货币供给增加会一定程度降低世界真实利率、增加世界消费需求，不论这个冲击是来自本国还是外国。如果汇率随之发生变动，产出也会受到影响。以本国货币供给增加为例，货币供给增加，世界真实利率下降，世界需求增加。由于本币贬值，世界需求部分转移到本国商品，故本国产出相对增加，国外产出实际上有所减少。这个结论在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的两国模型中也有所体现。
接下来，罗戈夫和奥布斯特费尔德讨论了政府购买的变动带来的影响。假定本国政府支出永久性增加，由于本国居民要为政府支出的增加买单，故本国居民的私人消费减少，这种消费的相对减少又带来了相对货币需求的下降，故本币贬值。根据前面的分析，此时汇率会迅速跳跃到新的稳态水平。由于居民个体在跨期过程中会自动平滑消费，故暂时的财政变动也会使得汇率产生随机游走。
3．国际货币政策传导的福利分析。以往的研究表明，本国货币扩张对于外国福利有不利影响，长期来看，因为外债和贸易条件的恶化，外国厂商会更加努力工作，减少消费、增加劳动。短期来看，国外产出则可能下降。以往的研究可能夸大了以邻为壑（begger-thy-neighbor）效应。罗戈夫的模型显示，货币扩张可以增加福利。这与阿克洛夫和耶伦(Akerlof & Yellen,1985）及布兰查德和清泷(Blanchard & Kiyotaki,1987)封闭经济体静态均衡研究结论类似。在垄断竞争均衡中，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总需求政策使得经济往更有效率的生产点靠近。罗戈夫和奥布斯特费尔德认为，即便传统的M-F-D模型在很多方面有非常好的解释力，其对于福利的结论很有可能是错误的。
综合地看，Redux模型融合了汇率动态与经常账户进行分析，这是一种新的视角。举例来说，Redux模型认为货币供给冲击会带来实际的影响，且影响时间远长于以往研究，这是因为分析中引入了经常账户及短期福利分析。罗戈夫的模型看似很复杂，却给出了国际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最为简单和直觉性的结论；模型具有开放性，这就给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多种可能，例如通过加入非贸易品，对市场行为进行定价，政府支出的本国偏好，劳动市场扭曲等对模型进行扩展。Redux模型在设计上仍然继承了很多M-F-D模型的方法，但在经常账户、汇率问题以及财政政策的动态影响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新方法也使得讨论多种政策的福利成为可能。
（三）Redux模型的创新点及扩展研究
罗戈夫和奥布斯特费尔德（1995）研究的创新点可归结为三个方面：（1）运用微观主体效用最大化的分析工具分析了开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问题；（2）引入了市场不完全性假定，包括价格粘性、垄断竞争；（3）对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及其福利变动进行了分析。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三点极少结合起来研究。例如穆萨(Mussa, 1984）做了基于个人最大化的总供给模型，但缺乏综合性。麦金宾和萨克斯 (McKibbin & Sachs,1991)、斯托克曼和欧海宁 (Stockman & Ohanian,1993)发展了量化的粘性价格模型，采用了跨期最大化的方法，但是缺乏从供给方的研究。卡沃和威戈(Calvo & Vegh,1993)假设价格粘性、需求决定产出，但对最后一个假设的合理性没有进行充足的解释和验证，另外，也没有对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进行讨论。罗默(Romer,1993)的模型分析了两个互相有贸易往来、垄断竞争的经济体，但他的分析是静态的，而且没有指出微观基础。迪克森（Dixon,1994）建立了一个关于不完全竞争的静态的开放经济模型。与Redux模型（1995）研究最接近的是Svensson & Van Wijnbergen（1990），但文章假设国际风险是完全集中的，且定价假设和定量配给假设难以匹配，这些假设使得国际福利重新分配的研究无法进行，而这是罗戈夫和奥布斯特费尔德的一个重点研究内容。
其他学者的扩展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包括纳入不完全竞争与名义价格粘性（如Lane，2001）、国内外商品有限替代（如Corsetti & Pesenti,1997）、市场分割（Betts &Devereux, 1996,2000）、引入除劳动外其他生产要素等。例如，莱恩(Lane)在《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综述》(2001)一文中将不完全竞争和名义价格粘性加入开放经济动态均衡模型的分析中。文章对实际变量冲击造成的影响分析与传统宏观模型很相似，但文章加入了微观经济基础以及福利分析，因此仍然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拓展研究。很多福利效应分析与价格粘性、偏好设定及金融市场结构有高相关性。贝茨和德弗鲁(Betts & Devereux, 2000）将市场分割引入汇率研究，结果显示，在依市定价（Pricing to Market，PTM）的情况下，汇率波动性增加，这就与一价定律情况下的分析区分开来了。
三、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其他研究成果
（一）汇率理论的其他研究成果
罗戈夫对于汇率理论还有其他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在汇率机制的选择问题上，罗戈夫发表的《固定汇率是妄想》（1995）的论文讨论了，在一个不断扩大的国际资本市场上，要想维持固定汇率将会遇到的种种问题。罗戈夫得出一个与主流研究不同的结论，他发现工业化国家的货币当局更有实力抵挡私人对汇率的投机冲击，但如果货币当局维持汇率稳定的承诺不被人相信，那么，它们将要付出的成本将会非常高昂。罗戈夫通过分析固定汇率的运作方法、成本和收益以及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后得出结论，一国如果采取固定汇率，就会面临承诺和信誉的困境，如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未来留给固定汇率制度的空间将会逐渐缩小。
在国际金融的研究中，经济基本面和汇率之间的关系也是大家争论不一的研究议题，罗戈夫就此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例如，米斯-罗戈夫(Meese-Rogoff, 1983）之谜、购买力平价悖论（Rogoff，1996）等。罗戈夫和奥布斯特费尔德（2000）发现，汇率大多数时候与宏观基础经济变量（如货币供给、利率、产出、贸易差额等）是相脱离的，一方面，汇率与其基本面脱离；另一方面，宏观基础经济变量（例如贸易账户）对汇率的变动没有反应。罗戈夫等将这种现象称为汇率脱节之谜（Exchange Rate Disconnect Puzzle）。这些问题的提出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汇率理论的研究。在试图对这些谜团和悖论做出解答的过程中，很多新的分析方法和框架也为人们所知，将非线性引入汇率动态模型的构建就是一个例子。
罗戈夫在汇率决定与汇率制度的选择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罗戈夫等在《购买力平价与长期汇率研究》(K.S.Rogoff & K.A.Froot, 1994)一文中，回顾了检测PPP和其他长期实际利率模型的方法，并分别区分了三种不同的PPP验证方法。罗戈夫等发现，在无限长的一个时期内，实际利率趋向于维持固定水平（stationary）。罗戈夫与奥布斯特费尔德(1998)对风险与汇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作者构建了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动态模型，用来探究不同汇率机制下的福利比较，文章在卢卡斯（1982）的汇率风险溢价模型基础上引入粘性价格假定，模型认为，汇率的风险溢价水平是很大的，可能是在汇率方程的实证研究被忽略的重要变量。该模型是奥布斯特费尔德和罗戈夫(1995,1996)Redux模型的延伸。
罗戈夫等在《商品货币与汇率之谜》(K.S.Rogoff & Y.Chen, 2002)一文中再次检验了汇率之谜，希望解决两个问题：商品价格的波动是否真的对于汇率变动具有解释力？如果是，引入商品价格是否能够解决购买力平价之谜？文章选取了三个OECD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因为这三个国家的初级产品占出口的比重很大。实证结果显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商品出口的美元价格对其实际汇率有明显的、稳定的影响，这与标准理论模型的预测是一致的。但是，罗戈夫等在标准汇率模型中加入商品价格，发现模型并没有变得更好，即购买力平价之谜仍然没有解决。尽管如此，文章的研究成果对于发展中国家仍有启发意义，特别是在它们逐渐开放资本市场、采取浮动汇率制度的过程中。
罗戈夫等(K.S.Rogoff & C.M.Reinhart, 2002)还对战后的汇率制度进行重新分类和回顾。作者发现，当官方将某国汇率制度分类为钉住汇率制时，超过半数的研究对象都显示出汇率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浮动的。相反，当官方分类属于浮动汇率制时，事实上属于钉住汇率的一种。文章采用的新的分类机制是对不同汇率机制下经济表现的再思考。作者还发现，布雷顿体系的解体事实上并没有对汇率机制带来太大的影响，不需要过于放大。汇率安排的选择对于一国经济增长、贸易和通胀的影响是很关键的。
除了汇率制度选择之外，罗戈夫对于汇率本身的决定因素以及汇率变动带来的影响也做了很多的研究。罗戈夫等在《油价能否预测汇率？》(K.S.Rogoff, D.Ferraro & B.Rossi, 2012)一文中探究了油价是否与加拿大元/美元名义汇率之间存在关联性。文章发现，月度和季度汇率数据与油价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在日度数据层面，不论是采用当日油价还是之后一天的数据，二者的关系都非常显著和稳健，但这种关系只是短暂的。除了油价与加拿大元/美元汇率之外，罗戈夫等还对其他商品与美元对其他国家汇率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挪威克朗对美元汇率与油价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南非的货币兰特对美元的汇率，与金价之间关系显著。罗戈夫等认为，对于小型开放经济体，如果该国出口石油，那么，汇率变动与油价的相关性就会很高，但这种影响是很短暂的。
（二）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罗戈夫等创建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之后，相关研究日趋增多，其中一类是关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罗戈夫在这一领域也有重要的研究成果。
奥布斯特费尔德和罗戈夫在《风险和汇率》（1998）一文中认为，不确定性（包括对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影响）可以缓解或者抵消福利的变动程度，这对于准确评估政策机制是相当重要的，且常用来技术性地求解随机动态模型。2000年，罗戈夫和奥布斯特费尔德又合作发表了另一篇关于不确定性效应的论文《随机开放经济模型的新方向》。文章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基于粘性名义工资的、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模型，在不确定性下解决工资设定问题，并分析货币机制对于福利、预期产出以及预期贸易条件的影响。尽管存在垄断和粘性价格，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仍然存在闭合解。贸易条件和汇率之间的相关性要比传统的假定更紧密。事实上，很多工作都是建立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即进口的商品价格（以进口国货币计价）短期内是固定的。罗戈夫等（2000）的模型允许购买力平价的暂时失效（可能由于市场定价或非贸易品的存在），唯一名义固定的是国内工资水平。由于在垄断竞争市场存在价格加成，市场均衡时，非弹性的工资就会使得国内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价格（本币计价）处于粘性。此时汇率的波动就会给本国贸易条件及实际汇率带来很大的影响。
罗戈夫等（2000）的模型可以用来解答一系列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包括关于相机抉择货币机制下的福利变动。文章说明，一个受限制的最优全球货币政策对于产出冲击是顺周期的。在罗戈夫等（2000）的模型中，原则上本国商品的价格（不论以本币计价或外币计价）都是弹性的，但是本国工资是既定的，通过价格加成，使得本国商品的本币计价价格固定，而外币计价的本国商品却不固定（由于汇率变动）。由于模型允许市场定价，本国和外国的需求弹性不同，导致国家之间的价格存在差异。许多贸易品在接触到最终消费者时都有很大部分的非贸易性质，因此一价定律并不总是成立。
文章得出结论：实际汇率是由预先设定好的相对名义工资水平以及名义汇率决定的。在工资既定的情况下，名义汇率的波动会带来实际汇率的更大幅度变动。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工资设定，来对消费预期、贸易条件产生影响。该文的另一大亮点是对货币政策及相机抉择的货币机制进行了福利分析。文章表明，有效率的货币政策规则在工资既定的模型中，其结果与弹性价格均衡分析的结果是类似的，并且对于产出冲击的反应是顺周期的。文章还对为管理汇率和全球货币增长下的多种货币机制安排进行了福利比较。
（三）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
2010年以来，罗戈夫与合作者一起对于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并有系列研究成果。
罗戈夫等发表的《负债中的增长》(K.S.Rogoff & C.M.Reinhart, 2010)一文以背负不同程度的政府负债和外债的国家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债务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问题。文章研究对象包括44个国家近200年的数据，涵盖3700多个观测值，包括政府系统、机构、汇率管理局等。主要的结论是：（1）当一国的负债/GDP比重低于90%时，一国的政府债务与实际GDP的增长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当债务/GDP比例超过90%，增长率中位数会下降1%，平均增长率下降更多。（2）当外债（包括政府和私人）占GDP比例达到60%，年增长率下降2%；超过60%时，增长率大概下降一半。（3）对于发达国家，通胀率和政府债务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但是，当发展中国家外债增加时，其通胀率迅速增加。
罗戈夫对债务的历史和影响的研究充满兴趣。在《十年负债》(K.S.Rogoff & C.M.Reinhart, 2011)一文指出，近年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增长迅速，甚至超过了一次大战和大萧条期间的最高值。历史数据说明，高杠杆经常与低经济增长率、高违约率及政府与私人债务重组联系起来。文章认为，政府迫切希望降低债务风险、控制利息支出、抵制债务重组，可能带来新一轮的金融抑制，例如通过养老基金贷款给政府、对利率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以及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2012年，罗戈夫等在《债务：过去和现在》(K.S.Rogoff, C.M.Reinhart & V.R.Reinhart,2012)一文中研究了从180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高悬的案例，“债务高悬”是指政府债务/GDP比重至少5年超过90%。与罗戈夫等《负债中的增长》(2010)一文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在债务高悬期，国家经济增长率比其他时期要低1%。这种债务高悬期的持续性竟然很长。罗戈夫等（2012）发现，在26个属于债务高悬的案例中，有20个超过十年。时间较短的6种情况中，有5种是在两次大战之后开始的。在所有的26个案例中，平均年份达到23年。这种债务和通胀的关系主要是由于经济进入萧条期。即便很多债务国都能以较低的利率从资本市场上融通资金，债务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仍然非常明显，这也就是说，这种高负债率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并不是通过高实际利率传导的。很多负债属于高悬的案例国家，其利率水平与低负债率国家相当甚至更低。
除了对债务问题进行研究之外，罗戈夫对银行危机也进行了探讨，如罗戈夫等发表的《从金融危机到债务危机》（K.S.Rogoff & C.M.Reinhart, 2010）一文认为，银行危机和主权债务违约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从许多国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史中可以看出。文章分别以世界为整体及分国别来验证三个相关的假说。（1）私人债务的增长是银行危机的先行信号，政府对于形成借款潮也有推动作用。（2）银行危机（包括国内爆发与由国际金融危机传导的）经常伴随着主权债务危机共同发生。事实上，它们互相作用。（3）公共部门借款加速了主权债务危机；政府部门经常会背负许多隐藏债务，真实负债水平往往远远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
同年，罗戈夫等再次对银行危机和债务违约进行研究，《违约、通胀和银行危机：难懂还是幻觉？》(K.S.Rogoff, Rong Qian & C.M.Reinhart, 2010)一文采用跨度200多年的主权债务、银行危机和通胀数据，研究了一个国家走出系列危机需要多长时间。作者发现，对于违约和通胀危机，20年是一个关键时间。但是，这个分布有厚尾（fat tail）性。以银行危机为例，国家走出银行危机的标志并不明显。
罗戈夫在最近的一篇论文《权责转移：美联储成立第一个一百年》（K.S.Rogoff & C.M.Reinhart, 2013）中总结了美联储成立100年间的职责重心变化，并就美联储的首要职能和可选择的工具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发现，美联储成立的100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间段：首先是从成立之初的1931年至1930年，首要任务是保证金融稳定；第二个阶段是从二战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保证就业为理由，加速财政融资建设。1979年至2007年，将重点放在了稳定价格上。作者随后对短期利率政策和消费信贷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和分析，认为目前人们过于关注短期利率政策，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有了更多的政策目标，美联储的工具也应该多样化，意即类似存款准备金和保证金要求、信贷规定等这些被认为过时的工具，应该重新成为美联储可采用的工具库的一部分。
可见，罗戈夫在汇率制度选择、新开放宏观经济学分析模型以及主权债务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研究，这些研究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选择汇率制度、理解和解决主权债务问题都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四、总结与启示
本文介绍了肯尼思·罗戈夫在中央银行管理方法、汇率理论及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罗戈夫模型提出的“保守型”中央银行管理方法，为中央银行独立性理论的研究搭建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成为CBI研究领域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罗戈夫在汇率方面也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包括与奥布斯特费尔德创建的Redux模型、汇率形成机制、汇率制度选择等。在Redux模型中，罗戈夫与奥布斯特费尔德不仅将名义价格粘性和不完全竞争纳入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还引入了微观基础，从个体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和效用函数出发，研究货币供给和政府支出的永久性变动对国内外消费、产出、经常账户、汇率及福利的影响。这种在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分析中引入微观基础的方法，开创了开放宏观经济学新的分析范式，极大地促进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除此之外，罗戈夫在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的研究也为现实世界中承受较高债务负担的国家具有启示意义。正是因为罗戈夫在国际金融及宏观经济学很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现实性意义，并且与时俱进。对罗戈夫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述评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轨迹，深刻理解相关变量的内在关系，同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思考方向。
参考文献：
Akerlof, G.A. & J.L.Yellen(1985), "Can small deviations from rationality mak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o economic equilibr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4):708-720.
Alesina, A. & R.Gatti(1995),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s: Low inflation at no cos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196-200.
Barro, R.J. & D.B.Gordon(1983), “Rules, discretion and reputation in a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2(1):101-121.
Blanchard, O.J. & N.Kiyotaki(198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the effects of aggregate dem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4):647-666.
Dixon, H. & N.Rankin(1994),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macroeconomics: A surve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46(2):171-199.
Dornbusch, R.(1976), “Expectation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1161-1176.
Fleming, J.M.(1962), “Domestic financial policies under fixed and under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IMF Staff Papers 9(3):369-380.
Kydland, F.E. & E.C.Prescott(1977),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3):473-492.
Lane, P.R.(2001), "The 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 A surv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4(2):235-266.
Lohmann, S.(1992), “Optimal commitment in monetary policy: Credibility versus flexi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1):273-286.
McKibbin, W.J. & J.D.Sachs(1991), Global Linkages: Macro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
Mundell, R.A.(1963),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4):475-485.
Mussa, M.L.(1984), "The theory of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in: Exchange Rate Theory and Practice, NBER, Inc.Persson, T. & G.Tabellini(1993), “Designing institutions for monetary stability”,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39:53-84.
Reinhart, C.M. & K.S.Rogoff(2013), "Shifting mandates: The Federal Reserve’s first centennial",?NBER Working Papers?18888.Rogoff, K.(1985), “The optimal degree of commitment to an intermediate monetary targ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0(4):1169-1189.
Rogoff, K. & C.M.Reinhar(2011b), “From financial crash to debt cri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5):1676-1706.
Rogoff, K. & C.M.Reinhart(2004), “The modern history of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 A reinterpret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1):1-48.
Rogoff, K. & C.M.Reinhart(2010), “Growth in a time of deb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2):573-78.
Rogoff, K. & C.M.Reinhart(2011a), “A decade of debt”, NBER Working Paper No.16827.
Rogoff, K. & K.A.Froot(1996), “Perspectives on PPP and long-run real exchange rates”, 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3.
Rogoff, K. & M.Obstefeld(1995a), “Exchange rate dynamics redux”,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3):624-660.
Rogoff, K. & M.Obstefeld(1995b), “The mirage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NBER Working Paper.
Rogoff, K. & M.Obstefeld(1998), “Risk and exchange rates”, NBER Working Paper W6694.
Rogoff, K. & M.Obstefeld(2000a), “New directions for stochastic open economy model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1:117-153.
Rogoff, K. & M.Obstefeld(2000b), "The six major puzzles in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Is there a common cause?", in: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5: 339-412
Rogoff, K. & Y.Chen(2002), “Commodity currencies and empirical exchange rate puzzles”, 4th De Nederlandsche Bank Annual Conference.
Rogoff, K. et al(2007),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growth and vola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Globalization and Poverty, NBER Book.
Rogoff, K. et al(2009),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6(4):494-513.
Rogoff, K., C.M.Reinhart & V.R.Reinhart(2012), “Debt overhangs: Past and pres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18015.
Rogoff, K., D.Ferraro & B.Rossi(2012), “Can oil prices forecast exchange rates?”, NBER Working Paper No.17998.
Rogoff, K., Rong Qian & C.M.Reinhart(2010), “On graduation from default, inflation and banking crises: Elusive or illusion?”,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10.
Romer, D.(1993),"Openness and infl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4):869-903.
Stockman, A.C. & L.E.Ohanian(1993), “Short-run independence of monetary policy under pegged exchange rates, and effects of money on exchange rates and interest rates”, NBER Working Paper No.4517.
Svensson, L.E.O. & S. van Wijnbergen(1989), “Excess capacity,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 disturbances”, Economic Journal 99(397):785-805.
Végh, C.(1991), “Exchange-rate-based stabilization under imperfect credibility”, IMF Working Paper, 1-34.
Walsh, C.E.(1995), “Optimal contracts for central bank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1):150-167.
范道远，1997：《西方中央银行独立理论的新发展》，《经济学动态》第4期。
闫素仙 吴晓峰 陶建新，2010：《中央银行独立性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第8期。
张春生 吴超林，2007：《货币贬值对贸易影响的理论研究综述——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观点》，《经济评论》第6期。
周石、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200052，电子邮箱：zhoushi@sjtu.edu.cn，chenxian@sjt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