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11期

肖小龙

    内容提要：罗伯特·霍尔是美国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他在消费理论、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使消费理论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提出的新货币经济学被认为是最激动人心地重新审视了传统货币理论的研究；他在经济周期波动理论中的研究，视角新颖地阐释了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机制。

    关键词：罗伯特·霍尔　随机游走假说　新货币经济学　经济周期波动理论

　　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943年出生于美国加州，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67-1978年间先后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1978年以后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及该校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至今。霍尔在美国经济学界一直非常活跃，拥有众多的学术头衔。自1977起担任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研究项目主任，并兼任该局下属经济周期测定委员会主席。2004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NAS)院士，2010年担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同时，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士。此外，霍尔还一直致力于为美国司法部、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等许多政府机构提供国家经济政策方面的咨询工作。

与持有理性预期思想的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理论的排斥态度不同，霍尔主张吸收传统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他肯定了需求对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据此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发生的现象进行考察，并将这些现象引入其经济学理论。同时，他也肯定了政府调节需求的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的缓和作用。这一思路在霍尔的早期研究中就有所体现，比如他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尔文·拉布什卡（Alvin Rabushka）在合著的《低税、简税、单一税》（1983）和《单一税》（1985）中，提出了以减低税率、扩展税基、简化税制为特征的单一税设想（the flat tax），试图通过对国家税收政策的改革，调整利率以刺激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在不扭曲市场过程的前提下，使经济运行保持自由竞争。单一税的提出，使霍尔获得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在他看来，现有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依然缺乏合理的微观基础，在此后的研究中他试图利用理性预期和价格调整的观点，在粘性价格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宏观经济学理论。

霍尔的研究领域广泛，本文主要评述他在消费理论、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波动理论三个方面的突出贡献：（1）随机游走假说（Random Walking Hypothesis）相较于传统消费理论几乎是颠覆性的，极大地推动了消费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新货币经济学（New Monetary Economics）思想被认为是最激动人心地重新审视传统货币理论的研究。（3）对于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及在职搜索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成为了推动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随机游走假说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消费的研究始于凯恩斯对于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解释，即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着某种稳定的函数关系。这一理论是基于消费者行为的假设基础之上，强调当期收入的绝对水平对于当期消费水平的重要作用，因此也被称之为绝对收入假说。然而，库兹涅茨(Kuznets,1946）的研究显示了长期内的平均消费倾向基本保持不变。为此，经济学家开始将预期收入引入消费函数进行解释，其中，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1954）等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LCH）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57）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PIH）是两个经典的消费模型。前者说明了消费取决于收入，理性的消费者将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使用一生的全部收入，安排其间的消费与储蓄，使一生中的收入等于消费。后者则认为，消费者会根据收入的稳定性来安排其消费与储蓄。在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的消费函数中，都将长期收入刻画为一个确定性的、可预期的因素，从而影响人们的消费。但现实的经验事实却是：未来收入是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由此，许多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预期收入对于消费函数的分析。霍尔是最早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

霍尔对消费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理性预期引入到消费函数的分析中，在融合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之上，发展成为随机游走假说。他认为按照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消费者对他们的长期消费能力形成估计，然后根据估计确定当前的消费。莫迪利亚尼在进行估计时采用了以不变价格计算的财富形式；弗里德曼则利用过去预期与过去实际间的差距来矫正对未来的预期，这样就造成了对估计函数的曲解。在《随机影响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理论和证据》（1978）一文中，霍尔构建了不确定条件下的跨期最优化消费模型，假设消费者可以对任何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做出充分反应，那么消费者最大化期望效用的表达式可以写为：，其约束条件为：。则可以得到消费者在既定利率条件下的跨期最优条件，即欧拉方程（Euler Equation），其表达式可以写为：没有可用的信息帮助预测未来消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现期消费没有影响。霍尔的跨期最优消费模型考察了一个遵循理性预期的消费者，其潜在行为使消费轨迹表现为一个随机游走过程。也因为如此，随机游走假说表明了政策对消费的影响与其对持久收入的影响差不多。在假定持久收入不变条件下的政策分析中，消费也许被当作外生的。只有关于税收和其他政策工具的“新信息”（new information)可以影响持久收入。

霍尔在随机游走模型中将收入因素排除在消费函数的做法具有开创性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霍尔模型的结果与实际消费现象的抵触，使得许多文献基于这一框架展开计量检验，结果都拒绝随机游走假说。Flavin（1981）的研究显示消费变动与消费者的可预期收入变动是高度相关的，即存在消费的过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霍尔等在《基于家庭面板数据的消费与暂时收入敏感性估计》（Hall & Mishkin,1982）一文中，利用1969-1975年间美国两千户家庭的截面数据进一步对假说进行检验和分析，发现过度敏感性的问题确实存在。根据假说的扩展模型，样本中大约有80％的家庭服从了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其余家庭的消费则对暂时性收入的反应要远远比对持久收入变动的反应强烈。同时，当期消费的变动与收入滞后项的变动存在强烈的负相关。事实上，由于信贷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等问题，导致消费者在预期未来收入提高时，无法通过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将自己的未来收入抵押进行自由借贷，只能用手中现有的收入进行消费。他们的结论显示，有约1/5比例的美国家庭受到流动性约束（liquidity constraint），从而无法进行自由借贷。

在跨期消费选择条件下的最优消费路径研究中，对替代效应的估计是分析消费者跨期选择行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消费的跨期替代性》（1988）一文中，霍尔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是利用食品的消费支出与利率变动构建了一个单一消费品模型，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不确定实际利率下的消费理论以及预期实际利率的测量方法，从理论上分析了利率对消费者跨期替代行为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美国居民的跨期替代弹性接近于0，并且预期的实际利率变化对消费不足以产生实际影响。

二、新货币经济学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传统的货币理论都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之上，直至哈恩（Hahn，1965）提出了如果货币不具有正的价值，是否还能保证货币模型存在一般均衡的问题。后来的经济学家们针对货币是否具有正价值给出了多种解释，诸如内含货币的效用函数（Sidrauski, 1967）以及货币先行模型(Clower,1967)等。与这些解释不同，霍尔在费雪（Fisher,1913)提出的“补偿美元计划”（compensated dollar）方案基础上，汲取了布莱克（Black,1970）和法玛（Fama,1980）的研究中抛弃以货币存在为前提的思想，试图找到一个尝试分离货币价值标准和流通媒介职能，从而稳定价格水平的方法。他指出金本位对于货币过量发行依然有限制作用，但传统的金本位与商品本位不同，即使选择一个最佳的商品本位，也应需要定期进行重新定义（Hall,1982）。在《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一个新货币经济学视角回顾》(1982)一文中，首次正式将这种探讨分离货币的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职能，在自由放任的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构建一个新支付体系的货币理论称之为“新货币经济学”。

与停留在思想性上的理论探索不同，霍尔还试图使竞争性支付体系实践化。他在讨论记账媒介时，建议一种由标准局( Bureau of Standards )严格界定规格的资源单位作为记账单位，具体做法可以是被限制流通媒介作用的一定量硝酸铵（价值为33美分）、铜（价值为18美分）、铝（价值为36美分）和胶合板（价值为19美分）四种商品的组合（这些商品的价值以1967年的价格计算），命名为ANCAP（Hall,1982）。并在其经典论文《最佳信用货币体系》（1983）中系统阐述了建立一个现代信用货币体系的构想。他指出一个稳定的信用货币体系是整个社会努力的结果，事实上，作为具有特权的参与者，政府对于货币需求的变化会导致现行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因此，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应该取消政府发行通货的特权，用调整向货币支付收益的规则来替代，以便稳定政府的货币需求，稳定物价水平。

首先，霍尔明确了作为理想的货币信用体系应具备两个基本标准：在微观层面上，消除交易带来的无谓损失；在宏观层面上，保持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并使实际产出接近均衡水平。其次，他建议选择“储备证书”(reserve certificate)作为货币工具。通过监管，强制或诱导公众持有储备证书；或以有吸引力的收益使公众自愿持有。当然，这种储备规则本身具有创造需求的可能，在低效的监管干预情况下，对储备证书的需求具有不稳定性,并且无法估计。霍尔认为可以让储备证书的需求对价格水平具有高弹性，微小的价格水平变化便足以抵消大幅度储备证书的需求变化。同时，他认为储备证书在货币体系中的关键功能是作为价值标准。一旦储备证书的购买力与价格水平紧密联系，银行也可以发行货币，政府没有必要对金融机构进行干预。霍尔构建了一个完全灵活价格的均衡经济模型，模型中描述了储备证书的利率如何通过对价格水平变动高度敏感的调整以达到均衡状态，价格水平高于目标值时,更高的收益率（相对于其他可选资产而言）可以提高需求，从而抑制了价格水平，反之同理。价格水平稳定于目标值，则储备证书的利率与其他资产收益率相等，这样就可以实现货币体系的微观目标和宏观目标。

在霍尔货币信用体系下，其金融改革思想也是非常具有远见的。他提出向所有货币性负债的持有者支付利息（政府或许还有其他的债务在公众手中，这些债务用于各类交易但没有利息，比如货币）。再者，霍尔建议货币债券的利息率应与短期国库券的利率相一致，通过债务使经济在实体方面得到近乎充分的满足。其后，值得注意的是，他最富有洞察力的思想是建议货币债券与短期国库券的利息差异应该作为稳定价格平均水平的指数。当价格水平过低时，通过加大利息差来降低对货币债券的需求；而当价格水平过高时，通过降低利息差来提升对货币债券的需求。由于事先知晓利息差与价格水平相关联的规则，这种指标体系自动抵消了货币债券需求中的变化，并且能够稳定价格水平。事实上，霍尔建议包括在过去债券平均持有量的基础上，通过关注债券持有者，将利息差与未来价格水平的平均值挂钩。这项方案可以用于稳定未来预期价格的平均水平。

由于通过资本收益支付的利息包含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这部分利息有可能属于不良资金。对此，霍尔提出应当通过分红的形式支付利息。而且除了分红之外，价格水平有可能出现间断性的下跌，红利势必将会不断累积。可是，红利的实际支付可以在任一固定的时间间隔。霍尔提出了两种支付利息的方法：（1）政府的货币债券应当由诸如在美联储的账户构成，红利应当存入账户。（2）债券应当设置为大面额，并且政府应定期将账单邮寄给债券的持有者。最后，霍尔在金融改革的提议中还讨论了消除无效的货币规则，这些规则通常能够保证对政府金融债券的积极需求。金融机构的强制性储蓄要求将被利息的诱导所取代。霍尔也建议取消禁止持有私人小额有价证券，使私人货币得以存在。

霍尔（1997,2002）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建立了一个在货币职能分离情况下控制价格水平的一般分析框架。他将价值单位定义为：价值单位是为每单位资源相对于生活必需品成本的价值，则价值单位的购买力为且价格水平为：在金本位制下，黄金价格流动机制控制价格水平。政府除了发行了少量足值金币以外，没有发行任何事务型债券，也不干预黄金市场。私人债券（包括银行券）面额都以美元来表示，它意味着，1美元的债务最终可以转换成0.04838盎司黄金。当黄金参与货币体系时，它本身是黄金需求和购买力的主导因素。由于黄金的货币角色，对它的需求也会随时改变，比如在金融恐慌的时候它的需求将上涨，这时公众寻求将以黄金来衡量的金融工具兑换为黄金本身。因此，在金本位制没能发挥作为黄金购买力行为的指导作用时，关注黄金的购买力不合适。（2）基于改变货币单位资源含量的价格水平控制。在没有政府干预下让市场来决定政府仅改变以使价格水平接近常数。费雪“补偿美元计划”（1913）的基本观点是规定足值的美元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如要将价格水平稳定在费雪将黄金的使用假定为资源，所以他制定的规则在于，调整所需美元的黄金含量以保持美元的购买力为恒量。霍尔认为，黄金购买力的不稳定性，使其并不适合发挥基础资源的作用。比如当黄金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急剧上涨时，黄金购买力波动的根源是将防止由未来通货膨胀预期所带来的金融恐慌。这时公众对银行机构失去信心并有意以黄金和其他商品形式持有财富。他将费雪计划纳入一般分析框架，认为定义一个自稳定货币单位最可行的方法是使用一种具有更加稳定购买力的资源。理论上最好的方法是直接以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成本的形式来定义价值单位，但前提是，这个定义下的资源必须是实际可以交易的。智利的“发展单位”（UF）的经验表明，将货币单位定义为单位的标准证券是形成自稳定货币单位的成功实践。（3）基于干预资源市场的价格水平控制。使保持为1，干预资源市场以稳定资源的购买力，资源是政府发行的债券，政府通过干预来改变债券的供给。 对资源市场的干预可以采用改变资源供给或改变资源收益的形式。第一种形式是控制资源供给。当资源是物质（比如黄金）时，政府可以通过改变公众掌握的资源的供给量来改变其购买力。但为了稳定资源的市场购买力，政府需要大量持有该资源，这使得这类物质作为资源的成本过高。因此，将金融债券作为资源（通过改变供应量来稳定价格水平）形成了所有现代经济体的货币体系基础。有价证券和货币都是无息储备，由于政府总是准备着以固定利率兑换不同储备，多样的有价证券形成希克斯复合商品（Hicksian composite good），霍尔建议将该复合品作为储备。单位储备的购买力由传统经济学的报酬（considerations）标准决定。储备需求产生于其在实行交易过程中的有效性。若有储备要求则需求也更大，但是即使没有储备要求时需求也是正的。这样，问题可以表述为：在给定一定数量的1美元纸币（在实行交易时有用）的经济中，与一般的商品和服务相关的这些纸币的一般价值是什么？分析决定了变量的水平。每个国家（除使用UF的国家）都将货币单位的资源含量定义为 1，则价格水平可简化为单位储备购买力的倒数：。在这个体系下，通过储备供给的调节实现对价格水平的控制，对储备的需求随着时间变化而波动。价格稳定要求供给的调整匹配需求的变动。此外，随着支付体系的运作有一个重要的低频随机因素。由于需求的不稳定性，价格稳定政策不是要规定储备的供给，而是通过这种反馈机制对需求的变动做出自动反应。第二种形式是控制资源收益。随着价格稳定的实现，政府要做的是控制价格水平。中央银行将使用储备数量作为控制价格水平的工具，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无息贷款形式的储备交易，反之亦然。准备金需求与周、季节、气候相关的波动需要中央银行不断地买卖政府债券（通常以购回协议形式）。储备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日调节工具，代替了公开市场操作。在短期，中央银行调整储备利率来盯住短期市场利率。中期，中央银行根据目标的通货膨胀来调整短期利率的目标值。通过调节短期利率自发稳定价格水平。如果p(t)为价格水平，n(t)为国库券的短期利率。储备利率的b(t)自动调节公式是。价格水平的目标值是1,如果价格水平上升至1以上，则储备利率上升，经济收缩。另外，公式表明通过降低储备利率和扩大通货膨胀数量可以实现实际通胀的调节。最后，霍尔还讨论了转变为电子货币后的价格水平控制。他指出，即使私人支付和电子支付的方法取代了中央银行的支付义务，为储备支付利息仍是控制价格水平的合适方法。在短期国库券市场上准备金率和市场利率的差别将会减小，以补偿由支票账户需求导致的准备金需求的减少。最终，当最后的支票账户和最后的美元钞票停止使用，准备金将被重视，这几乎完全是由于它的利息收益。

毋庸置疑，霍尔是新货币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货币理论不仅探索了分离货币职能从而实现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相统一的研究路径，更使这种思想上的探索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他的新货币经济学在提出之时，并不为传统货币理论学者所接受。他们坚持帕廷金（1965）提出的传统观点，即货币系统不具有自动的资源配置功能，政府须对名义货币量和回报率进行强制性规定。约翰逊（Johnson，1986）指出，自由竞争支付体系将引起银行货币无节制的扩张行为，最终导致物价水平的失控。但随着电子货币的快速发展、金融创新日益在现实生活中体现活力，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交易与记账效率的改进成为可能，霍尔的自由竞争支付系统离现实越来越近，当代经济学家才逐渐意识到霍尔研究的前瞻性。鉴于对新货币经济学的巨大贡献，霍尔在学术界获得了较高的声望。格林菲尔德和耶格尔（Greenfield & Yeager, 1983）在他们的经典论文《稳定货币的自由竞争理论》中将布莱克、法玛、霍尔的研究成果命名为“BFH”体系。

三、经济周期波动理论

经济周期的波动问题一直是困扰宏观经济学的难题。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 Prescott,1982)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RBC)阐述中所运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成为了解释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标准模型。标准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驱动因素来自于技术冲击，技术冲击与劳动生产率存在正向关系，市场中的经济主体具有理性预期，会根据工资、利率等经济变量产生的相对价格变化，在消费和劳动供给上做出相应的调整，由此，就业变化产生波动引致宏观经济波动。这也构成了研究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框架，即对冲击因素的辨识以及传导机制的解释。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根据标准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所做出的研究会带来一些无法信服的推论，例如将经济衰退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相联系，就意味着不得不承认技术退步的存在，这显然与现实情况并不符合。霍尔在《美国工业中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关系》（1988）一文中，他分析了在检验索洛残差的短期变化时，将一个对产出和雇佣劳动力很重要的外在决定因素即非技术冲击因素引入索洛等式中，当这个据有说服力的外因变量被发现与索洛余值有关系，它就反驳了竞争和固定收益的联合假说。他将军事开销的变化设定为外因变量，并且通过了检验。

霍尔对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经济周期传导机制的解释上。霍尔关于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是建立在戴蒙德（P.Diamond）、莫滕森（D.Mortensen）和皮萨里德斯（C.Pissarides）基于搜寻匹配模型上的创新。其基本思想是劳动力的过度波动并非来自于劳动力的离职行为变化，反而是求职变量变化更显著地带来了波动，霍尔在《就业波动与均衡的工资粘性》（2005）一文中展示了这一观点。他对美国2000年12月（经济繁荣期）与2002年12月（经济萧条期）企业招聘和岗位设定的相关数据进行比对：空职率分别为2.8%、1.8%；失业率分别为3.6%、5.7%；失业者就业率(job-finding rate)分别为0.773、0.338；空职失业率(vacancy/unemployment ratio)分别为0.767、0.312。在经济繁荣时期，失业率非常低，此时空缺职位较多，企业雇佣态度积极，为招募投入大量资源导致失业者就业率高；相反在经济衰退时期，失业率非常高而空缺职位较少、企业没有雇佣意愿致使失业者就业率低。在经济扩张向经济衰退的过渡过程中失业率会大幅上升，而随后失业率的下降却是缓慢的。由于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力量的约束（比如抗削减工资等），工资具有粘性，较小的外生冲击放大了就业波动。

在MP模型（Mortensen & Pissarides，1994）的框架下，霍尔等(Hall & Milgrom，2008)还讨论了粘性工资的限制条件在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中的作用。谈判的本质对企业利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利润的估计直接影响着企业对招聘投入的积极程度，从而对失业水平产生影响。谈判博弈模型中企业利润、企业招聘投入以及雇用情况受劳动力市场生产力的影响时有波动。霍尔运用宾默尔等（Binmore, Rubinstein & Wolinsky，1986）的谈判理论，将更多实际的谈判威胁考虑进来，结果是将工资和外部条件（MP模型）之间的紧密联系放松。在霍尔模型中，当求职者遇到合适的企业进行工资谈判前，求职者与外部条件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谈判由劳动生产力以及求职者与企业谈判的耐心来主导，由于工作机会可能在谈判中消失，求职者返回工作搜寻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在转换工资谈判机制中，只有达成协议才能创造价值，获得低工资工作的谈判者会继续谈判，因为谈判者的选择标准是很严格的高工资而不是外部选择。威胁对外部选择是不可信的，外部选择价值的改变不能影响谈判结果。在BRW模型的均衡条件下，双方实际上不会花费太多时间来谈判。他们通过分析不断讨价还价的结果，然后迅速达成谈判博弈的完全均衡，不愿在工资谈判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和资源。霍尔模型展示了失业的实际波动机制——失业在工资谈判对企业不利的时期处于高水平；在低生产力时期，工资只做出了部分下调的反应，利润下降的负担则落在了企业身上。因为每多雇用一个工人企业得到的回报将越少，企业将在招聘方面投入更少的资源，劳动力市场也因此更加萧条。故此，工人和企业就工作条件达成协议是真实工资刚性价格的决定因素，对失业波动性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双方认为拒绝一份工作会迅速回复到失业状态，则劳动力市场工资处于高度敏感状态。当旗鼓相当的雇佣双方中一方不能拒绝工资报价，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就对工资谈判产生较小的影响。霍尔认为，在标准MP模型中，若失业率居高不下，工资的下降则会激发劳动需求，过度失业情况消失。然而在可信的工资谈判下，失业对工资的限制性影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波动。在同一框架下，霍尔（2009）扩展出一种基于家庭和生产的模型，模型调和了时间边际价值和劳动边际产品中的周期运动。当经济运行无法满足时间边际价值（商品和劳动时间的边际替代率）与劳动边际产量一致这一条件时，经济衰退就会定期出现。经济衰退时期整个社会运行的低效率通常会造成较高的失业率。

对于工资谈判及在职搜寻的研究，霍尔等在《工资发布、工资谈判及在职者搜寻》（Hall & Krueger，2012）一文中进行了经验研究。他认为，劳动是当代经济发展中异质性最明显的贸易产品之一。商品市场的产品都是可以等价交换和贸易的，而劳动力市场却不可以，瓦尔拉斯均衡也不可以决定工资，因而他对雇佣关系形成之初，雇主和员工之间确定工资的方法进行了考察。通过对1300名接受工作者进行调查，霍尔获得了四个方面的信息反馈：（1）工资的决定模式。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模式主要有两种：一些求职者在接受一份工作之前要与可能成为自己雇主的人进行谈判，即谈判（ bargaining）模式；另一些求职者面对提供的工资只有两种选择，接受或离开，即“一口价”（posting）模式。调查数据显示：大约1/3比例的求职者是通过谈判确定现任工作的工资，他们不会考虑开出“一口价”的企业，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求职者应聘过程中更愿意选择谈判模式；谈判模式对于求职者学历水平的要求非常苛刻，没能高中毕业的求职者中仅有29%的人获得了与企业谈判的权利，而获得专业学位证书的求职者中，则有57%的人有这样的机会；谈判模式对于女性来说是很少出现的情况。另外，对于应聘工会和政府等公职工作通常是“一口价”模式，个人谈判一般是无效的。（2）工资发布市场的公共特性。有将近1/3比例的人在他们第一次见到雇主时，就对该企业的工资水平有了准确的掌握，这是工资发布状况的体现，同时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和对工资水平准确信息的获得之间存在高度的负相关关系，未能高中毕业的求职者比接受专业教育的人对他们的期望薪资定位得更加准确，这样的人数比例大概为2:1。另外，在应聘公会和政府工作时，求职者自身技能的掌握往往比应聘工作所要求的多得多。（3）求职者在谈判机制制定前的状态。在求职者中，有40%比例的人喜欢一边工作一边找工作，其中这部分求职者中大部分知识相对丰富。（4）企业在谈判机制制定前的期望收益。结果显示在职求职者中有占47%比例的人反映，他们应聘的企业在开出工资条件时已经知道他们现在工作的薪资。在一个严格的工资发布环境中，这些信息应该是与工资确定不相关的，雇主也不会花费精力去了解工人过去的工资，因此这个发现支持了工资谈判是工资确定的一种重要模式这种观点。

传统的搜寻研究均假设求职者会一直搜寻工作直到他们找到可得工资机会中工资最高的分配结果。但是从失业到找到工作的求职者数量显示出他们需要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的锻炼来满足高工资工作的要求。而在职搜寻模型缓和了传统理论中失业的压力，因为求职者为摆脱失业状态可能找到一个过渡性的工作，然后继续寻找自己理想的高水平工作。即使这样，调整后的劳动者工资分配模型认为失业退出率只有在劳动者认为失业不能承受的情况下有意义，否则劳动者会对接受一份新工作变得十分挑剔。正如霍恩斯坦等（Hornstein, Krusell & Violante，2011）指出的，这些方面都对搜寻理论经济学家所持有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为了解决个人间收入离散系数和失业至重新就业人数之间的矛盾，霍尔在《求职者的保留工资与接受工作的决定：基于搜寻理论的应用》（2012）一文中引用了新的数据来源对这一争议进行了讨论。克鲁格等（Krueger & Müller，2011）将调查和行政数据结合起来，对2009、2010年的失业者进行调查。KM数据的数据来源包含了行政机关的高工资水平、关于失业期间每周保留工资的调查反馈，以及新的可接受的工资水平。他们运用工资回归曲线的残差推测工作分配机会，扩大了搜寻理论的适用范围。因此，霍尔认为这使得KM数据相比以前离散系数的测度更为精确。霍恩斯坦等认为即使是在对观测值做了相应调整以后，工人间工资离散系数似乎存在较大偏差，这说明求职者认为工资相当重要，因此拒绝一份工作后很难顺利找到另一份更高工资的工作。而霍尔提出解决这一偏差的主要手段就是引入一个简单升迁模型，从一个真实选择的人那里学习到工作搜寻理论，使接受一份工作以降低失业价值流（the flow value of unemployment )合理化。换而言之，人们会在现有工作的生产力与失业搜寻成本一致的情况下寻找工作。雇主和被雇佣者将会在更换工作时实现零成本。因此，求职者将选择任何可以降低失业价值流的工作（价值流包括失业津贴和闲暇时间的价值）。求职者用保留工资作为衡量是否接受一份新工作的标准。在对较大偏差进行调整之后，保留工资似乎趋于合理，因为它同时反映了失业价值流和较低的可搜寻的选择价值。因此，开始一份工作后仍可继续搜寻新的工作。工资较低的工作被当作是过渡性的，因为获得一份更高薪酬的工作的可能性相当高。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与KM数据中关键因素相匹配的升迁模型，假设每一位求职者（失业者或在职搜索者）面临具有略微差异的个人工资离散系数；工人间的生产力分配离散系数偏差大且工人和潜在雇主都注意到了这种生产力；保留工资的观测值围绕实际值波动。模型描述了两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对工资的接受选择不是优于就是劣于求职者的保留工资实际值，即接受或拒绝提供的高于或低于保留工资的工资水平。模型证明，低于保留工资的接受率是实际存在的，还解释了求职者将得到的工资高于保留工资时，有很小一部分人拒绝工作的情况。第二种状态描绘了保留工资相对于求职者前一份工作工资的分配比率，这种分配比率只能够显示出个人接受前一份工作职位和保留工资随机因素影响的可变性，却不能显示出个人生产力分配的影响。通过数据模拟发现：（1）求职者工资分配（离散系数）的对数标准偏差为0.075，低于交叉部门的工资离散系数，但是却远高于传统搜寻理论模型中的系数。（2）通过对接受一份工作标准的考察，正在求职的失业者保留工资为他们平均收入和失业救济金的91%，略微高于基于偏好和UI比率的估计，远高于以往在职研究时的低水平。（3）观测的保留工资相对于实际保留工资略有偏差。这说明，搜寻只占用相对于日常工作很少的时间，即使是对失业者来说也是一样。很多工作搜寻是申请一个职位并等待结果的一个过程。调查显示很多已经有工作的求职者仍能够得到潜在雇主的赏识，这说明失业对求职者在找寻新工作时产生了负面影响。

四、结束语

霍尔的经济学研究以继承与创新著称。许多人认为他的消费理论、货币理论均与传统经济理论背道而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全盘否定，他的研究注重于继承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合理部分，并在其基础上予以开创性的发展。在方法论方面，他试图将理性预期观点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为宏观经济理论寻找坚实微观基础的桥梁。比如，在研究总需求的微观基础所涉及的消费理论时，霍尔用理性预期观点将消费行为解释为“随机游走”，并强调消费函数所研究的消费对于收入的反应，是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对于供给的微观基础研究，也是通过分析劳动力市场上充分就业、工资决定以及最优契约模型对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来完成的。

在40多年的研究中，霍尔扎实的数学功底，熟练的建模技巧，严谨的逻辑分析一直被人称道。他的学术研究视野宽广，并不仅仅局限于本文上述所介绍的三个方面，还涉及到技术、竞争、税收政策等问题。在进入21世纪后，他仍然在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种勤奋的治学态度也值得年轻学者们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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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小龙，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710127，电子邮箱：roy_xx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