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5期
拉杰·切蒂对公共经济学的贡献
——2013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冷志明
内容提要：2013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拉杰·切蒂是公共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杰出的青年经济学家，他的理论贡献在于五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税收政策对个人和公司行为影响的系统研究；二是最优失业保险及其对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研究；三是教师素质对学生的长期影响及其对教育质量提升政策启示的研究；四是相关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突破；五是与风险规避和投资行为相关的其他贡献。本文通过对切蒂一系列论文进行梳理，从这五个方面对其学术贡献做出评介。
关键词：克拉克奖 拉杰·切蒂 公共经济学 应用微观经济学 税收政策
2013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由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拉杰·切蒂（Raj Chetty）获得。切蒂1979年出生于印度新德里；2003年取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起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2009年4月起执教于哈佛大学经济系，2010年被聘为终身教授。2008年获得美国年轻经济学家奖，2012年获得最佳经济政策论文奖，2012年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资深会员。此外，他是著名期刊《公共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主编、《经济学文献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编委，并于2009年起担任哈佛大学应用经济与政策研究室主任。
切蒂是公共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杰出的青年经济学家。他在税收政策、社会保险、教育政策以及研究方法等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他通过引入行为经济学中的行为和心理因素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应用多种研究方法、多种研究视角取得的经验证据对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并对不同经济学分支、结构型和简化型经验研究方法以及劳动供给弹性等重要参数估计结论的非一致性进行了整合，对当前颇具争论的重要问题提出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具体而言，他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税收政策对个人和公司行为影响的系统研究。他的研究成果表明，税收政策的显著性、调整成本、纳税主体对税收政策的认知以及公司内部股权和治理结构等在传统新古典模型中被忽略的因素对个人和公司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2）最优失业保险及其对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研究。他开创性地提出了福利分析的“精确识别”方法和策略，得出了最优失业保险公式。（3）教师素质对学生的长期影响及其对教育质量提升政策的启示。他一方面推进了教育政策研究中的早期教育项目研究文献和学校投入（如教师素质）影响研究文献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强调了找到提升教育质量的合适政策对长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重要价值。（4）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突破。他在多个工具变量识别、福利分析的充分统计、风险规避的估计等方法上取得了重要进展。（5）其他贡献。他解释了期望效用理论中的两大基本困惑，提出了关于利率的后向弯曲投资需求曲线。
一、税收政策对个人和公司行为的影响
税收政策的影响是切蒂最主要的研究领域，并取得较重要的贡献。一方面，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这一领域；另一方面，其引用率最高、影响最大的文献《税收显著性和税收：理论和证据》（Chetty，Looney & Kroft，2009）也与税收政策有关。虽然，他关于税收政策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税收政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二是税收政策对公司行为的影响。
（一）税收政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传统的基于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新古典税收政策研究文献忽视了经济个体心理因素、行为特性等对税收政策响应的影响，因而，其研究结论的应用性和可靠性受到质疑。从有限理性假设出发，切蒂融合了其他学科以及经济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在新古典框架中引入税收政策的显著性、调整成本、纳税主体关于税收政策的认知等“摩擦力”，对税收政策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更为现实的解释。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在《摩擦优化情境下的弹性边界：劳动供给弹性的宏微观证据综合》（Chetty，2012）、《调整成本、企业响应以及宏微观劳动供给弹性：来自丹麦税收记录的证据》（Chetty et al，2011）、《税收显著性和税收：理论和证据》（Chetty et al，2009）、《应税收入弹性足以估算无谓损失吗——逃税和避税的含意》《Chetty，2009》、《应用社区间认知差异揭示EITC项目对收入影响》（Chetty et al，2012）、《主动还是被动决策以及退休储蓄账户的挤出效应：来自丹麦的证据》（Chetty et al，2013）等文献中。
在《摩擦优化情境下的弹性边界：劳动供给弹性的宏微观证据综合》（Chetty，2012）一文中，切蒂回答了“当个体面临诸如调整成本或政策疏忽等摩擦因素进行最优化决策时，价格弹性如何被识别”的问题。通过在模型中引入对政策变动疏忽或者阻止个体响应的调整成本，他推导出了结构价格弹性的边界。该边界是观察到的价格变化对需求的影响、价格变化大小以及“摩擦”程度的函数。其中，“摩擦”程度由个体能容忍的偏离无摩擦最优的效用损失衡量。价格弹性边界意味着摩擦因素对集约边界弹性的影响大于对扩展边界弹性的影响。切蒂进一步将这一弹性边界应用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研究，发现较小的“摩擦”便能解释现有研究文献中宏观、微观劳动供给弹性存在的差异。在综合现有文献中对劳动供给弹性的估计结果基础上，考虑“摩擦”因素之后，切蒂估计出集约边际上的希克斯劳动供给弹性为0.33，扩展边际上的弹性为0.25。该研究成果的贡献在于，不仅证明了现实中的“摩擦”因素会导致个体对政策的响应偏离标准经济模型所预测的最优选择，而且提供了一种价格弹性边界估计法，该方法能用于估计跨期替代弹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等重要参数或者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等领域。同时，弹性边界的提出也为现有经验研究结论不一致问题的解释带来了新的思路。
在《调整成本、企业响应以及宏微观劳动供给弹性：来自丹麦税收记录的证据》（Chetty et al，2011）一文中，切蒂应用丹麦的税收记录数据实证检验了税收变动对劳动供给弹性的影响。首先，他构建了一个企业提供有工作时间要求的岗位、工人支付搜寻成本并找到工作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依赖于工人的调整成本和企业工作时间设定之间的相互作用。然后，应用丹麦的整体税收记录数据，通过分析扭结处群聚（bunching at kinks）数据的特征得到了3个支持模型预测的证据。（1）较大的扭结处（larger kinks）产生较大的应税收入弹性，因为处于这一位置的个体更可能克服搜寻成本；（2）靠近大量工人的扭结处产生大的弹性，因为它们导致了工作时间约束的改变；（3）企业通过定制工作岗位使其与工人在均衡状态的加总税收偏好相匹配。最后，校正模型以匹配上述经验，作者得到集约边际宏观弹性的下界是0.34，大于应用标准的微观计量方法对数据中工人劳动供给弹性的估计结果。此外，切蒂还给出了个体层面劳动供给弹性较小的两种解释：（1）对于一项特定的工作而言工人没有能力改变工作时间，如果一个人想通过转换工作减少工作时间和降低边际税率，那么转换成本的存在意味着只有当边际税率有足够大的变动时转换工作才会发生。（2）雇主通过最优化时间——工资组合最小化总的税负，以至于代表性工人的应税收入刚好与边际税率的上升相差不远。总之，这一研究表明，工人仅对较大的税收调整做出反应，并且企业通过捆绑工作时间和工资最优化工人的税收支付。
《税收显著性和税收：理论和证据》（Chetty et al，2009）则是切蒂的研究成果中引用率最高、影响最大的文献。传统公共财政研究文献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个体能够对税收政策导致的激励做出完全的最优化反应。在该文中，切蒂和合作者应用两种经验研究策略检验了这一假设。首先，他们在一个食品杂货店做了一个实验，针对750种需要缴纳销售税的商品张贴含税价格达三个星期。应用扫描数据，他们发现张贴含税价格使处理组商品的需求相对于附近商店中控制组商品的需求降低大约8个百分点；其次，他们发现国家层面消费税的上升（包含在价格内）比销售税的上升（另外登记因而没那么明显）更显著地减少了总的酒类消费。两组结果都表明，税收的显著程度影响行为反应。进一步地，他们提出了一个有限理性模型解释为什么税收的显著性重要，并发现该模型得出的结论与他们的经验证据以及几个额外的典型事实相一致。在模型中，尽管部分税收对社会福利和政府收益有较大的影响，但忽视这些税收只会使个体承担较小的福利损失。应用这一理论框架，他们构建了一个测度个体不能完全最优化行为情境下以弹性为基础的商品税税负分担和效率成本公式。该研究成果不仅证明了税收显著程度是决定个体反应的重要因素，增进了对税收分担程度和效率成本的理解，而且其理论分析可以看作是当个体行为不遵循新古典范式时政策福利效果分析的开创性成果。此外，该成果对近期广泛关注的政策讨论——消费税（包含在价格内）以及税收简化价值等的理解有重要的启示。
高收入个体的应税收入对税率高度敏感，那么向他们征税的效率成本一定更大吗？自费德斯坦（Feldstein，1999）以来，学者们大都通过估计税率对申报应税收入的影响作为收入税超额负担。在《应税收入弹性足以估算无谓损失吗——逃税和避税的含意》（Chetty，2009）一文中，切蒂将大多数文献所支持的所得税缴纳者高估逃税被抓概率的影响引入模型，再次估计了当个体能逃税或避税时作为超额负担测度的应税收入弹性。文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作者分析了私人部门内个体之间税收转移如何影响超额负担的估计，指出已有的调整税收抵消的公式（e.g. Slemrod，1998；Saez，2004）在存在私人内部转移时不再有效；（2）即便忽略私人内部之间的转移，文章提出的公式也成为存在税收抵消和罚款时测度税收超额负担的一种替代方法。虽然，Slemrod & Saez通过增加来自其他税收对总税收收入变动的影响项改进了Feldstein(1999)公式，但切蒂在私人和社会收入隐藏成本存在差异的情境下拓展了Feldstein(1999)的应税收入弹性公式，并且该拓展公式仅仅依赖于对收入税的行为反应，以及掩藏收入的边际成本的估计。这就允许在不需要完全了解由于逃税或避税引起的与其他税基复杂互动的情形下估计收入税的超额负担。这一简化促进了经验研究的实施，并增进了对逃税避税行为对税收超额负担影响的理解。
鼓励低收入群体工作的劳动所得退税制（EITC项目）是研究者们检验税收显著性对个体行为影响的重要“自然实验”。在《应用社区间认知差异揭示EITC项目对收入影响》（Chetty et al，2012）一文中，切蒂应用美国税收返还数据考察了劳动所得退税的受益者是否对税收返还做出了完全的最优化反应。作者通过运用不同区域个体对EITC项目认知的差异获取政策反应的反设事实，并应用这种方法描绘工作所得退税（EITC）项目对收入赚取行为的影响。作者发现，更熟悉EITC项目的地区显著地有更多的工作所得收入分布在EITC均衡处。此外，小孩出生导致的边际激励变化对那些熟悉EITC项目的地区的工资赚取行为有更大的影响。总体而言，EITC项目在美国的低收入家庭中有增加工作收入和净收入水平的效应，特别是对那些EITC申请者密集的地区影响更大。该研究成果还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拓展：（1）可以应用研究中提出的反设事实思路研究EITC对其他行为的影响，比如税收延迟储蓄账户的贡献，家庭形成和收入动态等。（2）研究者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构建关于其他政策认知的代理指标并分析其影响。更一般的是，将拥有较少政策认知的组作为反设事实可以帮助揭示各种难以在传统的研究设计中证明和刻画其效应的重要政策的影响。
退休储蓄政策，比如税收补贴或者雇主提供退休金计划，增加了总的退休储蓄或者导致了不同账户之间的转移吗？在《主动还是被动决策以及退休储蓄账户的挤出效应：来自丹麦的证据》（Chetty et al，2013）一文中，切蒂运用丹麦4500万居民财富观察数据重新考察了这一经典问题，发现一项政策对财富积累的影响依赖于它是否通过主动或被动选择改变了储蓄率。税收补贴这项依赖于个体采取提高储蓄行为的政策对总财富有较小的影响。相反，那些提高退休金的政策，即便个体不采取行动，退休账户的雇主自动缴纳（automatic employer contributions）也将大幅提升财富积累。价格补贴仅仅影响对激励有反应的主动储蓄者的行为，而雇主自动缴纳机制增加了那些不会采取再优化行为的被动储蓄者的储蓄。进一步地，作者总结了雇主提供退休金比价格补贴对增加储蓄更有效的三点理由：（1）补贴仅导致相对较少的个体采取行动；（2）补贴对个体反应产生了有条件的挤出效应；（3）补贴不会影响被动储蓄者的储蓄行为，但雇主提供退休金会迫使他们被动储蓄。这篇文章提供了退休储蓄政策对总储蓄影响的实证分析，但是没有比较这些政策的福利效果，而这样的规范分析是深入理解退休储蓄政策优化设计的必然要求。从政策含义的角度看，作者的发现引起了对补贴和降低资产收入税是否为增加储蓄最佳方式的质疑。显然，作者的结论支持自动工资扣除或者默认储蓄替代补贴政策的主张（e.g. Thaler & Sunstein, 2008; Madrian, 2012）。
（二）税收政策对公司行为的影响
相对于税收政策对个人行为影响的研究而言，切蒂关于税收政策对公司行为影响的研究并不多，主要有两篇密切相关的重要文献，即《股息税和公司行为：来自2003年股息税减税的证据》（Chetty & Saez,2004）和《企业代理模型中的股息和公司税》（Chetty & Saez,2010）。不过，这两篇文献通过将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公司税收理论与基于委托代理的公司金融理论有机结合，在标准的代理模型中分析了股息税的影响，解释了许多目前公共财政文献中关于公司税收的“新观点”和“老观点”模型所不能解释的经验现象，为设计更优的公司税收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股息税和公司行为：来自2003年股息税减税的证据》（Chetty & Saez,2004）一文中，切蒂应用1980-2004年间的季度数据，针对美国2003年颁布实施个人股息收入大减税改革后迅速出现的股息支付浪潮，分析了股息税变化对公司行为的影响。作者发现，2003年股息税改革引起了三个方面的变化：（1）大量企业开始实施定期的股息支付计划，结果是公共贸易企业支付股息的金额在经历了过去20多年的持续下降之后，在2003年开始了增长；（2）许多在改革之前已支付股息的企业显著地提高了股息支付额；（3）特殊股息也出现了增加。而且，所有上述效应在引入利润以及其他企业特征因素等控制变量之后仍然稳健。特定企业组群的实证分析表明，减税导致了总股息支付的增加，而不是股息和回购之间的替代。低预期增长水平企业的税收反应与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相一致。此外，对于股息税的反应不同的公司存在显著的差异。那些有高经理层股份和低经理层股票期权比例的企业在减税后最有可能实施股息支付方案，那些拥有大的股权独立董事和高应税机构所有者比例的公司对减税改革也有更强的反应，而由非应税机构（改革不改变其税收激励）控制的企业没有响应。那些既没有较强的代理激励（低股份和高期权所有者）也没有大的委托人的企业实质上对税收改革也没有反应。这些发现表明，税收激励对于重要决策者——强有力的代理人和大的股权委托人的影响是公司对税收反应的第一决定因素。税收反应的差异还给出了减税效率效应的证据。税收反应主要集中在低或者中等增长速度的企业，那些有较高的盈利增长预期的企业面对减税没有改变股息支付政策。而且，股息支付的激增也不会出现对股票回购的净替代。这意味着资金可以通过外部资本市场从低增长企业流向有更好投资机会的企业，进而潜在地改善福利。
以上股息税改革的经验发现表明，目前公共财政文献中关于公司税收的“新观点”和“老观点”模型都出现了由于抽象掉代理问题而遗漏了影响公司对税收变动响应行为的重要因素。发展明确引入委托代理关系的股息税理论能更精确地评估股息税的效率成本，并优化设计公司和个体的收入税收政策。在《企业代理模型中的股息和公司税》（Chetty & Saez,2010）一文中，切蒂和其合作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股息税代理理论模型，在该模型中引入了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应用这一代理模型，作者较好地解释了上述与公司税收的“新观点”和“老观点”模型不一致的经验发现，并构建了一个关于股息税效率成本的经验公式。他们指出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是效率成本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果企业在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契约是次优效率（second-best efficient）的，即由一个单一的委托人所有并监督管理者，那么即便存在由于管理者过度投资导致的扭曲，股息税仍有二阶（较小）的效率成本。因为在给定管理者——所有者关系内在的信息约束下私人市场仍能实现次优效率结果，哈伯格公式仍可以使用。然而，如果契约是次无效率（second-best inefficient）的，即企业由很多股东持有，正如大多数现代公司，由于存在监督上的“搭便车”行为，私人市场不大可能实现次优效率的结果。因而在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均衡契约中遵循信息约束的帕累托改进存在未充分挖掘的部分。在这样的情境下，股息税放大了监督问题，并产生了一阶（较大）的效率成本。最后，作者应用美国2003年股息税改革数据估计了股息税效率成本，发现其数值与税收收入大体相当。
切蒂及其合作者的上述研究有两条重要的启示：（1）增加股息税带来的无效率的主要潜在根源是监督下降导致的经理层资本错配，而不是“老观点”模型中强调的总投资水平的经典扭曲。（2）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如果政府有其他的工具（如将公司税整合在一起的渐进收入税），既能达到类似的分配效应又不产生一阶（较大）扭曲，在给定股息税无效率的前提下应少使用股息税。事实上，股息补贴可能是补贴监督和校正“搭便车”行为所需要的。
二、最优失业保险及其对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
除了对税收政策的贡献以外，切蒂在社会保险领域也有突出表现。与已有研究文献不同的是，切蒂主要应用劳动供给数据代替消费数据以识别社会保险对个体跨期行为的影响。其中，重点关注了最优的失业保险水平以及一次性离职支付方式对工作搜寻行为、工作匹配质量的影响，并提出了最优失业保险计算公式和福利分析的“精确识别”方法。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最优社会保险水平的一般公式》（Chetty，2006）、《内生私人保险下的最优税收和社会保险》（Chetty & Saez，2008）、《道德风险、流动性和最优失业保险》（Chetty，2008）、《可支配收入和跨期行为的竞争模型：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新证据》（Card，Chetty & Weber，2007）等文献中。
在《最优社会保险水平的一般公式》（Chetty，2006）一文中，切蒂对贝利（Baily，1978）的经典文献中决定最优失业保险水平的三个重要参数（风险规避、失业保险的消费平滑收益、救济失业弹性）背后的经济假设进行了检验，提出了一个可以用于计算随机动态模型中社会保险的福利收益和最优保险水平的经验公式。在引入了任意的借贷约束、内生保险市场、职业搜寻和休闲收益之后，得到了与直觉不一致的结论，即消费平滑收益之外的任何保险利益、失业保险率与失业期限之间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相对大小对最优保险水平都没有影响。虽然，这一最优保险水平经验分析公式由失业问题导出，但可以推广到其他政策的分析，如在一种状态下保险收益不变、另一状态下税收不变的双状态模型（two-state model）中最优的伤残保险、福利项目政策等。虽然这一研究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改进，提出了一个可以对许多大型政府支出项目的最优规模进行稳健估计的简化型行为响应经验估计公式，但仍存在不少的局限。如假定失业保险收益不随时间变化、不存在“财政外部性”、不涉及一般均衡效应、所有个体都能自动获得失业救济、个体能够实现最优化行为等。这些假设大多与现实不符或者过于苛刻，当然，切蒂意识到了这些不足，并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了拓展分析。
为了考察私人保险市场对社会最优保险的影响，切蒂和合作者撰写了《内生私人保险下最优税收和社会保险》（Chetty & Saez，2008）一文。他们分析了私人部门提供部分保险的情境下来自社会保险和再分配税收的福利收益。在引入逆向选择、先验信息、私人保险市场不完全最优化导致的政府干预等因素的新古典模型中，他们推导出了一个将简化型经验估计方法应用于最优税率和社会保险政策量化预测的简易公式。应用这一公式对失业和健康保险的经验研究表明，私人保险市场的确对最优的社会保险水平有显著的影响，并且，私人保险对社会保险水平的影响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正式私人保险市场的规模，二是公共保险对正式私人保险的挤出效应。此外，私人保险契约和社会保险契约分别适用于怎样的风险环境，以及在经济中如何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