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8期

——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系列 

唐宜红　胡 翠　张 艳

　　内容提要：吉恩·格罗斯曼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学术兴趣广泛，研究成果颇丰。本文主要评述他在经济增长理论、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国际产业组织理论、外包理论四个方面的突出贡献。以他为代表的基于R&D的内生增长理论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经济增长理论；他对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使人们认识到贸易保护政策背后的理性；他在国际产业组织方面的研究，促进了产业组织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的融合；他在外包研究中，对外包成本及其影响的分析引人入胜。

　　关键词：格罗斯曼　经济增长理论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　国际产业组织理论　外包理论

　　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1955年生于美国纽约，198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便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院，并在1988年晋升为教授。格罗斯曼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经济学家，拥有众多的学术头衔。他曾当选过美国经济学会的执行委员；还分别是计量经济学会资深会员、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格罗斯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领域。他与哈佛大学教授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合作完成过很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两人最早合作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增长理论，他们在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中也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合著的《特殊利益政治学》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不仅在经济学研究者中广泛传阅，而且研究政治的学者们也极为推崇。新世纪以来，随着生产链在国际间的延伸，他们又在国际产业组织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

　　20世纪90年代以前，有关经济增长的模型大多建立在索洛（Solow，1956）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之上。该理论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下，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结论是：人均收入增长率会随着人均资本的上升而下降，最终的稳定水平仅与外生的技术进步有关。但现实观察到的情况却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产出的增长率一直都快于人口增长率，即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实际上是不断上升而非保持不变；而且对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因素分解发现：20世纪以来，反映资本积累的资本劳动比率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解释力还不到一半；另外很多实证研究发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量都有关。这些都意味着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非像新古典理论强调的那么大。对于理论与现实的差异，很多学者将注意力转向技术进步，并致力于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由此诞生了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格罗斯曼是最早研究新增长理论的学者之一。

　　格罗斯曼对新增长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创新的角度将技术进步进行了内生化处理。他认为忽略了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不符合历史的，并认为以研发（R&D）为基础的创新会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在格罗斯曼关于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创新是由具有远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进行研发活动引起的。同其他生产活动一样，在研发中，企业能够通过投入资源获得一定的产出。他介绍了多种内生化处理研发活动的方法：在《商品的开发与国际贸易》（1989）一文中，企业开发出来的新产品对已有产品具有不完全的替代性，在利润的激励下，企业投入一定的资源进行研发活动。在《比较优势与长期增长》（1990）一文中，企业在生产前必须设计出新的可分中间品，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利用一定的资源进行研发活动。在《增长理论中的质量阶梯》（1991）一文中，企业的研发活动将会使产品质量升级，但研发活动也可能失败，企业家为了获得下一代商品的专利而进行研发竞赛。不管哪种处理方法，格罗斯曼的模型都证明了人均产出增长率在均衡状态下可以实现持续的增长。

　　格罗斯曼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另一贡献在于他构建了一个非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他是最初少数几位在非完全竞争假设下探讨经济增长问题的经济学家。模型中的非完全竞争假设体现为能生产新产品的企业在其他企业能生产同样商品之前，可以获得超额利润。正是由于超额利润的存在，企业才有动力投资于研发活动。此外，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格罗斯曼还将一般均衡方法引入到经济增长的分析中。在模型中，经济的均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寡头竞争决定了生产不同种类中间品企业的销售和利润；（2）家庭和企业的储蓄正好等于潜在投资者的资金需求；（3）资本市场上在位生产者的价值反映了企业未来能获得现金流的现值，而未来现金流受到该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4）在同质的消费品竞争市场中供给等于需求；（5）劳动力市场在当前的工资水平下出清，这个工资水平由企业在生产和研发过程中对劳动的总需求和劳动的总供给来决定。格罗斯曼的模型在方法论上为后来者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格罗斯曼的贡献还体现为他在开放经济中来思考经济增长的问题，并将其动态化。与之前将每个国家视为独立个体的经济增长模型不同的是，格罗斯曼的经济增长模型包含了多个国家的商品、资本与技术等元素的流动，刻画了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经济、技术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趋势这一显著特征。在《商品开发与国际贸易》（1989）一文中，格罗斯曼描绘了两个国家、两种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和非技术性劳动）、资本可以在国际间流动为各国研发活动进行融资的情形。《内生的产品周期》（1991）一文中的理论模型则是建立在两个具有不同创新能力的国家（南方和北方）、技术进步通过商品交换存在溢出效应的基础之上。在产品不断更新换代的动态关系中，格罗斯曼考察了贸易模式随着时间的变化及贸易对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结论是：在存在技术进步的世界中，一国的技术优势不会影响国际贸易的长期趋势，相对要素禀赋仍然是贸易模式的决定基础。对于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格罗斯曼认为自然资源和非技术劳动禀赋较为丰裕的国家参与贸易反而不利于其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参与贸易将会使这些国家充分利用其丰裕的要素而较少关注技术进步导致丧失创新能力，所以其长期经济增长率在开放经济中比封闭经济中要低。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会出现政策因素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的情况，与很多经验证明的结论一致。

　　格罗斯曼开创的以研发为基础的增长理论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不仅证明了人均产出增长率可以实现持续增长，而且得出了政策可以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与现实情况较为吻合。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开创新理论的过程中并不否认传统理论的贡献。尽管在模型中资本积累的影响并未考虑，但他并不否认这一因素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物质资本积累曾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西欧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格罗斯曼的增长理论被认为是新增长理论中最有解释力、最具发展前途的增长理论，他也因对增长理论的巨大贡献而获得了较高的学术声望。 

二、对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自亚当·斯密以来，主流贸易理论一直都在宣扬自由贸易的好处。但现实中很多国家都实施过诸如进口关税、出口补贴、配额等限制贸易的政策。很多学者都试图探讨这些政策背后的原因，但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合作的《待售的贸易保护》 （Protection for Sale，1994）、《自由贸易协定的政治学》（1995）、《贸易战争和贸易谈判》（1995）等文章却是首次考虑了一般选民、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了贸易政策在经济各主体的博弈行为中被确定的过程，为国际贸易政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推动了内生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格罗斯曼关于贸易政策的分析是在希尔曼（A.L.Hillman, 1982）“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模型基础上的创新。希尔曼利用“政治支持”模型来分析内生的政策决定问题，其基本思想是将经济政策的选择视为在位政府寻求最大化政治支持的结果。“政治支持”被看作是政策给社会带来的收益和无谓损失的函数，而收益和无谓损失则与政策影响的价格相联系。在确定了各变量之间的上述关系后，最优政策在选择国内价格使政治支持函数值最大化条件下被决定。在这个静态的模型中，捐赠额不直接进入政治支持函数，而被默认为与政治支持函数相关。另外，政府、利益集团和普通选民之间被假定为相互独立、互不影响。而且，不同群体的福利在政府目标函数中的权重被外生给定。

　　以希尔曼的模型为基础，格罗斯曼的理论创新之一体现为基于博弈的思想在模型中刻画了政府、利益集团和一般选民之间的动态关系和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时的政策选择，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贸易保护政策背后的理性。在格罗斯曼的模型中，N个行业被分成有组织和无组织两大类。有组织的行业中存在一个利益集团，它代表本行业的利益，用提供竞选资金的手段来游说政府制定有利于本行业的政策。无组织的行业则无法向政府捐赠资金。在位政府的效用除了取决于全体选民的福利水平外，还与所接受的竞选支持资金总额密切相关，其表达式为之所以利益集团能够得到政府的特别重视，主要是因为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能够为政府的下一次竞选提供资金支持，政府会对这些资金在下一次竞选中的价值进行评估。从模型的构建来看，正是由于竞选资金进入了政府的目标函数，才使不同群体的福利在政府目标函数中的比重被内生决定。

　　在上述框架下，格罗斯曼分析了如关税保护的行业结构、自由贸易区出现的条件等诸多有趣的问题，他还将模型进行拓展，探讨了国际贸易谈判背后的理性。在《待售的贸易保护》(1994)一文中，政府行为被假定是对关税率的选择，其结论是：有组织的行业进口关税率为正，而无组织的行业则有进口补贴或出口关税。基于相同的模型，《自由贸易协定的政治学》（1995）将政府的选择设定为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当自由贸易协定覆盖了所有行业的双边贸易或几个政治敏感的部门被排除在自由贸易协定之外，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才能成为均衡解。《贸易战争和贸易谈判》（1995）不仅考察国内利益集团、一般选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还建立了两个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文章中，格罗斯曼分别讨论了政府之间合作与不合作两种情形下的关税选择问题，得到的结论是：在不合作的情况下，政府会对本国国内有组织行业实施保护；在合作的背景下，如果政府谈判是有效的，贸易保护的程度将取决于两国相同行业的利益集团在国内与其他行业利益集团相对力量的比较。

　　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关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不仅很好地解释了政策背后的理性，而且也拓展了国际贸易的研究范畴，还为政治学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为经济学和政治学找到了一个连接的纽带。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所做的一系列相关研究，如同强大的探明灯，照射在其他有关政策决策的领域，经济和政治学由此汇成大江，合流入海。 

三、对国际产业组织理论的贡献

　　同很多其他杰出的经济学家一样，格罗斯曼具有敏锐的经济洞察力。他能准确地把握经济现象并结合其他领域的最新进展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理论，为研究提供新方法的同时也指引了学科的发展方向。格罗斯曼的国际产业组织理论是在全球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趋势下，继经济增长和贸易政治经济学之后另一重要的成就。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开始将商品不同部分安排到不同国家进行生产，使生产链条从国内延伸到国际。一个企业可以选择将生产最终商品的所有活动安排在本国本企业内进行，也可以选择将其中的一部分外包给本国其他生产者，还可以选择外包给国外的生产者，另外也能够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让其进行生产。那么企业如何在这些组织形式之间进行选择？企业选择不同组织形式的原因是什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对组织形式的选择？面对经济全球化中企业发展的新趋势，格罗斯曼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并与赫尔普曼一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格罗斯曼在其有关国际产业组织研究的代表作中展示了观点。其中《产业均衡中的一体化和外包》（2002）探讨了产业结构一般均衡条件下企业组织的内生决定；《产业均衡中的外包和FDI》（2003）考察了影响企业在外包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选择的因素；《全球经济中的外包》（2005）则主要集中于研究影响企业外包地点选择的因素。

　　格罗斯曼的国际产业组织理论借鉴了产业组织理论最新成果——不完全合约理论的思想。不完全合约是指，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使契约不可能涵盖所有与交易事项相关的内容。格罗斯曼认为，企业如果将最终产品所需的一部分零部件外包给其他企业，必定会涉及到与零部件生产商之间签订合约的问题。由于可能不存在一个权威的第三方来证明零部件质量达到了合约规定，所以合约是不完全的，这是影响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由于企业的外包不仅仅是购买中间品的过程，还是一个寻找有能力为其提供定制生产服务的潜在合作者、并说服这些潜在合作者与其建立合同关系的过程，因而搜寻成本也是影响企业在外包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如果企业自行生产，那么由于从生产到最终商品的销售，包含了基础研究、机器准备和安装、零部件的生产和装配、打包、营销和运输等几百种行为，企业将面临着没有专业化带来的机会成本以及组织规模过大而产生的额外经营成本。理性的企业管理者将会在权衡所有成本的基础上选择最有利的组织形式。

　　在借鉴的基础上，格罗斯曼还进行了相应的创新。已有的产业组织理论，不管是在考察交易成本、特定资产在组织形式选择过程中的作用，还是在强调不完全合约的重要性时，都是将企业作为一个独立、彼此不相关的个体来进行分析。格罗斯曼认为企业对不同组织形式的选择确实是在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基础上进行的，但由于行业内其他企业的行为，包括产业组织形式会影响市场环境，而市场环境反过来也会对各企业的成本（或利润）产生一定影响，所以仅对单个企业的局部均衡分析并没有完全抓住事情的本质。为了体现不同企业之间的相互影响，格罗斯曼的模型都是建立在行业的一般均衡基础之上，即企业的定价、合同、组织形式都是在给定行业内其他企业行为的基础上做出的使自身成本最小（或利润最大）的最优选择。这样，与已有产业组织理论相比，格罗斯曼在模型中引入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元素。格罗斯曼将一般均衡的思想引入到产业组织研究中的这一创举，不仅在理论上帮助人们理解企业国际组织形式的选择行为，也为产业组织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格罗斯曼的国际产业组织理论也借鉴了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相关内容。如在《全球经济的外包》(2005)中，不同国家、不同的要素禀赋、不同的消费品构成了模型的基本框架。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框架，所以才可以考察各种不同的因素，如本国和国外市场中原材料供应商的密集度、各市场中搜寻成本的相对大小、定制中间品的相对成本等因素对企业选择外包地点的影响，这是已有产业组织理论没有涉及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国际产业组织理论也拓展了已有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范畴。

　　借鉴产业组织理论的思想、综合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企业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当今国际经济中的外包、对外直接投资等现象，格罗斯曼再一次在创造性地解释问题的同时，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指引了多个学科的发展方向。 

四、对外包理论的贡献

　　在国际外包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后，国际经济领域的专家们关于这一现象研究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企业国际组织形式的选择；另一类是关于外包的经济影响，包括外包对工资、收入分配的影响等。关于第一类问题，格罗斯曼涉足较早，并结合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近年来，他开始研究第二类问题，并已经构建了一个可衡量的外包模型对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格罗斯曼对外包理论发展的贡献体现在他和Hansberg合著的《任务贸易：一个简单的外包理论》（2008）一文中。他将生产链国际化背景下的外包行为称为任务贸易，并通过将产出定义为不同任务的函数将外包进行模型化。在两个行业、两种要素、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的情形下，他的模型考察了外包成本下降对东道国要素价格的影响。

　　除了构建一个可以衡量外包的模型外，格罗斯曼外包模型的另一个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了任务贸易成本的变化。与以往研究将任务贸易成本视为固定不同的是，格罗斯曼认为，远距离执行任务需要付出更多的监督和协调成本，而且所需要的监督和协调成本会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而下降。模型中任务贸易的成本与衡量交通、通讯技术进步的参数相联系。参数的上升意味着交通、通讯技术进步，所以任务贸易成本下降，而参数下降则表示任务贸易的成本上升。企业将在成本最小化的情况下选择外包程度，从而相应地决定了各要素的回报。在均衡水平上，格罗斯曼将外包成本变化对要素回报的影响分解成生产率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和劳动力供给效应，并分别考察了各效应的大小。与传统商品贸易中成本下降会使一些要素回报下降而另一些要素回报上升不同的是，格罗斯曼的模型认为任务贸易成本的下降能使国内所有要素都获益。

　　基于同样的框架，格罗斯曼和Hansberg合著的另外一篇文章《相似国家的任务贸易》（2010）则考察了各种任务的外包成本具有差异时贸易模式的决定以及与产出、工资的关系。模型中的两个国家具有相同的要素禀赋但经济规模有所差异，得出的结论是：在均衡水平上，外包成本较高的任务将不参与贸易；参加贸易的任务中，外包成本相对较高的将在具有较高工资和产出的国家进行。

　　尽管与之前相比，格罗斯曼在关于外包经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