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浪财经；时间：2018年11月25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

　　据新浪财经报道，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迈向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暨第十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民营企业家建议对于民营企业的政策待遇要上升到法律层面，提供一个稳定的法治环境。

　　对此，高培勇认为，不管是政策安排，还是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上升到法律，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对改革开放的基本规律的认知和遵从。“因为只有上升到规律层面，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才是不可逆的。”

　　高培勇建议，利用改革开放40年历史起点，把40年当中的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的规律提炼出来，作为引领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的规则。

　　以下为高培勇先生演讲实录：

　　高培勇：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受邀参加今天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讨会，我想利用这个平台，提出一个想法。我是这样想的，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对40年的改革开放作出总结，我们至少可以有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轨迹或者叫基本历程，来回顾过去40年当中我们一步一步是怎么走过来的。

　　第二，是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在改革开放40年基本历程的基础之上，我们提炼出那些需要长期坚守并且引为经验的东西，这是第二个层次。但是我们想，40年对于中国人的语言传统而言，我们把它当做不惑之年的，不惑意味着什么？并且我们是站在面向新时代的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来总结改革开放40年，因而我们不能止步于、停留于、满足于对基本历程和基本经验的总结，而必须由此上升一步，那就是基本规律。基本规律才是我们最需要、最值得总结的东西。因为，只有基本规律才是最根本、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

　　为什么想到这么一个问题？我昨天正好参加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在会上大家一个共同的说法，就是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待遇，一定要上升到法律层面，提供一个稳定的法治环境。我由此设想，不管是政策安排，还是制度的设计，哪怕就是上升到法律，它其实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对改革开放的基本规律的认知和遵从。因为只有上升到规律层面，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才是不可逆的。制度安排也好，政策的设计也罢，终归是由人来做的事情，制度的调整和政策的变动，也是由人来做的，只有人能够深刻的认知并且严格的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规律，才能保证我们由人来设计的政策，由人来制定的制度，以至于发许方面的安排是可持续的，是具有稳定性的，不可逆性的。

　　所以，这使我想的，我们能不能利用改革开放40年这样一个历史起点，这样一个平台，把40年当中的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的规律提炼出来，作为我们引领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的规则。

　　我想到这样一件事，就是财税体制的改革和民企直接相关。我们财税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之初，它的基本格局是这样的，我们用三句话概括，叫做取自家之财，办自家之事，在自家与他家之间搞区别对待。取自家之财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财政收入的86.3%，我讲的是1978年来自于国有经济单位的缴款，如果要加上大集体，这个比重就会提升到98%，以至于99%。就是说，清一色的公有制的财政收入来源。所以，我们称它为取自家之财。

　　既然百分之百的收入来源都取决于公有制，它的投向自然也就投向于国有制经济单位，最多投向具有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公有制经济单位。清一色的把钱花在国有制经济单位当中去，所以我们称他为办自家之事。即便那时候有对农村农业农民的财政支出安排，不仅仅数量少，而且在名称上都加上一个特殊的名称，到今天这个名字还没有完全去掉，叫“支援农业支出”，从来没有出现过“支援国有企业支出”这样的概念，因为在深层次的概念中，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视为不同于全民所有制的另外一种所有制。在政策安排上，自然就会出现对国有经济是一套财政政策，对集体经济以至于其他所有经济是另外一种政策，我们从上本科的时候谈到政策的时候都是用“区别对待”这四个字，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因为当时的倾向是发展壮大国有制经济，削弱以至于铲除所有制经济，这是改革之前基本的现状。

　　到了改革的今天我们发现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状况，还是用三句话概括今天的财政收支格局，叫取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在众人之间实行国民待遇。我们现在看到财政收入的来源，取众人之财，是用什么样的收入结构呢？总书记讲的第一个结构，50%，讲的是税收的50%是来源于民营经济。这是用了一个很突出的概念，这个概念就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已经不同于40年前，那么这样一种背景条件下，财政收入的来源是多元化的了，不仅仅是国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这个经济、那个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在内，大家共同构建了财政收入，由此带来了一个结果，财政支出头向就只能是办众人之事。

　　今天的财政支出结构，尽管认为有许多要调整和改进的地方，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公共财政的旗帜之下，我们已经把财政支出越来越多的用到了民生领域，越来越多的用到了非国有制经济领域。一个典型的概念，2006年，在财政政策上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后面叫“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农村大地”，这就是最具有标识的一个改革性的信号。所以，财政收入的来源是众人的，财政支出的投向也是众人的，包括各种所有制的，那么财政政策上现在提出的口号就是国民待遇或叫做一视同仁。

　　我想民营企业家所要求的并非是特殊的待遇、特殊的关照，而是和各种所有制一样的那样一种政策待遇，无差别的待遇，一视同仁的待遇，我们所说的国民待遇，这不是一个规律吗？这个规律在财政改革的总结上，我们把它概括为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财政的公共化，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搞公共财政。因为经济的基础变了，财政收入的运行基础和环境也自然要跟着变了，因此改革的方向自然就要朝着公共化的道路去迈进。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民营企业家不应当对中国的改革方向有担忧之处。因为，人的主观意志必须服从于客观规律的这种作用。

　　说到这里我想强调一件事，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们的改革总体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财税改革的地方就是实现财税的现代化，有一条必须确认，那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终归是建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是要站在经济体制改革即有成果的肩膀之上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也是要站在公共财政建设上的基础之上的，或者叫站在公共财政建设的肩膀之上的改革。因而，新时代的改革必然要沿着前40年的改革的轨迹继续前行，遵从前40年改革的基本规律而不偏离这样一个方向。

　　所以，在今天当我们总结说过去4年我们做对了什么的时候，刚才吴老在视频当中谈到周其仁教授写的一本书《中国做对了什么》，在我们说中国在过去40年做对了什么的时候，我想，那一定是我们遵从了规律的东西，你做对了东西，一定是遵从了规律的东西，当说我们40年取得了什么伟大成就的时候，那一定是我们遵从了这种客观规定的成果。因而，在改革开放40年到来之际，我想我们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4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加以深刻的总结，并提炼到理论层面加以认识，这可能是我们迈向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必然选择。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内容来源于新浪财经，未经演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