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小康》，2016年23期，第27页
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大家发现只有13个国家跳过了这个陷阱，那就证明它在经济增长中是非常麻烦的一个阶段。我们说工业化促进经济加速发展，可是为什么一到中等收入阶段这种效率就没有了？这就是我们讲的经济增长的不连续性。它的特征之一就是经济结构在中高收入阶段进入了服务化，服务化的特征与工业化不能相提并论。它没有所谓工业化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规模收益递增性，它的效率改进远低于工业化对整体经济的效率改进过程。
当然，经济增长的这种不连续性还存在更深刻的东西，过去通过政府干预，大量资源堆积在工业化部门，导致规模效率递增，导致中国经济赶超。而这一个现象在服务化阶段或者叫中等收入阶段则变得非常不确定。我们需要探讨的就是这个阶段中有什么样的转型特征是不确定的。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不确定性就是技术放缓，而它又带来了三个不确定性问题。
在赶超时期，中国最重要的技术进步方式叫做引进设备式的“干中学”，而“干中学”对于资本深化具有同步效应。但是到了服务化阶段，这件事变成了一个不确定性问题，并不是说一个国家受教育的人口足够多、专利发明足够多，就一定会转向创新。并且，在这个阶段之前，它的创新能力一定是很差的，在此之后，能不能走向前沿创新也是不确定的，需要市场的一整套激励机制。
尽管有人力资源投入，但是想变成一个非常有商业前景的前沿创新依然具有不确定性。如果一个人搞了一个创新，他能不能得到持续的垄断租金定价，能不能得到更好的法律对他知识产权的保护，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得到资本市场的贴现激励，这些都是不确定性因素的一部分。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技术创新的速度下降，但是如何采取新的举措现在仍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这是第一个不确定性。
第二个不确定性，城市化的崛起、服务业的崛起，如果做不好，它会导致制造业断裂，也会导致服务业变成人口漂移之地。并且一个非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更不会导致一个创新过程。
第三个不确定性，其实是全球技术进步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消费。消费升级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我们吃的品质、喝的品质更好，更表现为知识消费的比重不断提高，广义人力资本的消费比重不断提高，使得人的素质不断提高，这才有了透过消费导致的动态技术补偿，也就是人的素质不断提高以后，下一代才会有更大的创新性。问题在于，能够提升广义人力资本消费的，其实在中国是最被管制的部门，我们的科教文卫体全部是事业单位。这就导致我们在消费升级、服务升级中，遇到一个巨大的卡口。
三个不确定性问题使得我们人力要素的动态补偿在消费方面得不到补偿，技术进步并不能够自动地由“干中学”转向所谓的自主创新，同时由于城市病也可能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升级断裂。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惑着中国经济是不是能够透过原有模式自动转型。我的回答是，非常困难。破解这些难题，都直指中国的供给侧体制改革，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基于法律保护、基于资本市场激励、基于允许一定垄断租金定价的系列制度变革，才能够激励我们的技术创新，才能使得人的素质提高，才有可能转型升级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