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和未来几年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结构的明显变化和供给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需求结构变化表现为：

一是以往集中于若干产品的大面积、排浪式的消费现象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汽车、电脑、移动通讯设备为代表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4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超过100辆，汽车、电脑、手机等产品的销售进入低增长阶段。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在医疗方面，伴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老龄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医保制度的改善，对于医疗的需求在快速增长。但是，医院供给严重不足，不仅仅是北京，其他城市的大医院也大都人满为患。再次，在养老方面，问卷调查显示，“十三五时期”，50.3%的企业家最看好的行业是养老行业。在教育方面，哪个家长不为孩子上学发愁？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家长们要花费多少心血和人力、物力、财力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但是好学校明显供给不足。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的需求。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

但是，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其原因，一方面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另一方面则主要是政府对供给侧的管理落后所导致。政府对供给侧的管理包括，商品和服务的标准制定、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监督，市场秩序的维护和管理等。

要使我国的供给水平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实施商品和服务的标准化战略是十分重要的措施。由于相当一部分商品和服务缺乏市场标准，或标准过低，使生产的准入门槛太低，劣质和低端产品供给过剩，市场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由于要求消费优质产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曾出现去日本抢购电饭锅、马桶盖等滑稽的现象。而实际上，这些电饭锅、马桶盖恰恰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这说明我们的供给侧管理有缺陷。实施标准化战略，就是要求绝大多数商品生产都需要有相应的质量和性能的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应与我国当前的需求结构变化的趋势基本相适应，能够基本满足大多数城市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其中，许多产品的标准应当尽量与国际水平接轨，使用国际标准。当然，由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消费群体的偏好差距也比较大，产品标准水平的提高需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否则也会使一部分有现实需求的生产能力受到遏制。

标准化战略不仅要在消费商品领域中推进，也要在投入品和中间品的生产中推进。由于我国经济处在转型升级阶段，许多工农业生产中的产业链发生技术革新和生产水平的提升，因此相应要求其投入品和中间品提高质量和档次，才能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在这些投入品和中间品的生产中实施标准化措施，有助于提高全产业链的生产水平。即便是研发和设计类的产品，也需要有明确的标准措施，才能有效促进生产水平提高，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

实施标准化战略，还要覆盖服务劳动和服务产品部门。当前，我国城乡普遍缺乏医疗、教育、养老、文体等服务部门以及相关产品和设施。但这些产品的差异化又很大，有些服务产品由于地区经济差别产生差异有一定合理性，但一些属于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部门不应当长期存在很大差别，如基本医疗服务、九年义务教育等服务产品，应当有全国性的基本标准，从业人员应当具备基本资质，其他服务产品也需要有地区性的标准，不能把准入门槛降得太低，以至于出现滥竽充数的现象，更不允许挂羊头卖狗肉，欺骗消费者。

实施标准化战略，不意味着完全由政府包办，政府只能制定强制性标准，这只适用于少数重要产品，特别是关乎人民生命健康的产品；大多数产品和服务只能使用推荐性标准，这就需要行业协会、民间组织的力量去实施和推进。还要发挥消费者和媒体的作用，全社会都应具有商品和服务的标准意识，标准的道德意识，共同维护市场秩序。因此，标准化战略既需要法治管理的手段，还需要德治管理的手段，如何实施有效的德治管理，需要全民参与。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网站，原文见《人民论坛网》2016年10月12日）

原文链接：

http://www.rmlt.com.cn/2016/1012/44194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