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3日，《大众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的文章《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裴长洪认为，传统的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已经减弱，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正在进入深度调整并等待新的科技革命到来的“新常态”。对我国来说，大幅度增长、令人炫目的外贸数据已经不再，我们应该致力于形成开放型经济的新体系、新体制和新优势。目前，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已经形成了三大总体目标：首先是完善一个新体系，即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其次是构建一个新体制，即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再次是培育一个新优势，即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未来的对外开放战略，要从单纯的“卖产品”提升到参与未来世界经济构建和体现更多的人类关怀上来。中国正在实施的三大开放战略，其目的主要都是参与对未来世界经济的构建，从而为世界创造更多的人类关怀和承担自己的责任，进而再惠及自己。因而对其成效的评价视角也必然要发生转变，而不应再抱着过去“开放红利”的旧观念不放。以下为全文：
关键词： 裴长洪 新常态 对外开放
几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看到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投资大幅度增长的、令人眩目的数据，习惯于看到吊车林立、高楼拔地而起的开发投资热潮。这些数据信息和热火朝天的实际场景，都向社会传递了一种“开放红利”的观念，成为评价开放成绩的标准。但这种国际贸易高增长的势头从2012年起就一去不复返了。二战后，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始终引领世界经济增长，1937年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逊曾指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但近三年的事实表明，这个引擎的作用弱化甚至消失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报告显示，2014年国际贸易增长率只有2.8%，连续三年增速低于3%，也低于同期世界GDP的增长水平。在国际贸易形势也进入“新常态”的当下，我们迫切需要对未来一段时期尤其是“十三五”时期的对外开放战略，进行全新的思考和探索。
传统的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已经减弱，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正在进入深度调整并等待新的科技革命到来的“新常态”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的下降?这种下降是短暂的经济周期波动使然，还是趋势性的长远问题?根据经济学原理，交换的增加是由于分工的扩大，而分工的发展又是由技术变革推动的，因此技术变革和国际分工的发展是世界贸易增长的动力。
16世纪末以来，世界科学技术发生了5次革命（2次科学革命和3次技术革命），从而催生了两次工业革命。从机器制造业的兴起到蒸汽机的发明，再到铁路建设、轮船航运的兴起，人类的生产生活水平实现质的突破；20世纪初兴起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开始把美国和全世界带入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的时代，汽车在人们生活中广泛普及，并带动了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这个阶段以汽车、内燃机、飞机和家用电器为产业集群的代表，其更新的基础设施是高速公路、航空线路、电力和模拟远程通讯。1971年从美国发起的信息革命是人类第五次科技革命，人类进入远程通讯、互联网时代，计算机软硬件成为新的产业集群，数字远程通讯和因特网是更新的基础设施。在第四和第五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工业社会产生了两种对当代国际分工和贸易具有最重要影响的制造范式。前一种是大规模生产范式，其特点是：有限的产品种类；大批量的产品数量；生产推动型的商业模式；尽可能用机器替代人工；标准化的设备和流水线；相对低技能但高熟练度的工人；福特T型车的流水线生产是其典型案例；竞争力的关键是大规模的流水线；可更换的、高质量的零部件是这种制造范式的技术基础，成本、产能和主导的消费需求是生产布局的主要决策因素；产业组织的特点是资本不断向大企业集中；高度一体化。后一种是大规模定制范式，其特点是：丰富的产品组合；相对低的价格；商业模式兼具生产推动和需求拉动的特点；生产管理的作用和复杂程度提高；用人员的技能弥补机器本身的不足；戴尔的大规模定制是其典型案例；竞争力的关键是柔性制造系统；运营管理能力和工人技能；模块化设计、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在制造过程中的大规模应用是这种制造范式的技术基础；产品组合和细分市场、质量是生产布局的主要决策因素；产业组织的特点是产业链逆向分解，非核心模块和制造环节大量外包。在这两种覆盖全球范围的制造范式的基础上，世界分工的大趋势是不断从最终产品制造的国际分工转向中间产品制造的国际分工，从而贸易方式也不断从产业间的贸易转向产业内以及产品内的贸易。
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以来，世界贸易的快速增长是源于中间品产业分工的深化，特别是中间品垂直专业分工的深化。以通讯、计算机和信息产业为标志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了世界贸易和世界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形成了国际社会津津乐道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但这个势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传统的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已经减弱，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正在进入深度调整并等待新的科技革命到来的“新常态”。
我国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增速为12.9%，90年代是22.5%；2000—2008年是24.7%，2009—2014年是10.1%。特别是从2012年以来，连续三年出现了进出口、出口和进口个位数增长速度的状态。世界范围内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趋势减缓的状态，在中国的对外贸易领域中也已得到明显的表现。
但是，尽管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连续3年降低为个位数，却依然没有改变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在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比重不断提高的趋势。从2001年至2014年的13年间，中国货物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4.3%提高到12.2%，年均提高0.67个百分点，从2008年以来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进口占比提高幅度稍低些，但趋势基本一致。
大幅度增长、令人炫目的外贸数据已经不再，我们应该致力于形成开放型经济的新体系、新体制和新优势
当对外贸易和吸收外商投资已经不再能够给我们带来眩人眼目的数据，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又该以什么样的目标为旨归呢?
目前，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已经形成了三大总体目标。
首先是完善一个新体系，即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个开放型经济新体系覆盖的范围是全方位的，它包括了开放的部门和领域、空间配置、开放方式、边境上和边境内的改革内容以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要求。完善这个体系还具有三个特殊的政策含义：互利共赢，这就要求中国进一步扩大从贸易伙伴中进口商品与服务、让世界分享中国市场的红利，并增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东道国福利；多元平衡，即要求进出口贸易平衡、国际收支平衡、沿海与内地开放平衡、深化国内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平衡、双边与多边及其他合作方式的平衡、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安全高效，这就要求在扩大开放的同时要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能力，保障国家能源、粮食、食品安全；促进生产要素内外流动，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水平。
其次是构建一个新体制，即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个新体制主要应包括四方面特征：第一是建立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相适应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这主要体现在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之中；第二是逐步建立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相接近、相适应的新体制和机制，以应对当前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中正在酝酿的国际新规则；第三是建立具有支撑新体制的战略纵深和更优化的空间布局，使新体制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与更大的国际经济合作空间；第四是逐步培育具有与海洋战略意义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促进我国海洋经济建设并向海洋强国迈进。
再次是培育一个新优势，即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它不仅包含我们过去常讲的生产产品和生产经营行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它还具有更深刻的内涵：第一仍然是市场竞争优势，但我们过去依靠的是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的要素禀赋优势，而现在要培育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管理的新优势；第二是体制优势，即要以开放促改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优势因素；第三是规则优势，即培育参与制订国际规则的能力，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起新倡议、新议题和新行动，更有能力提供全球公共品，履行大国责任。
未来的对外开放战略，要从单纯的“卖产品”提升到参与未来世界经济构建和体现更多的人类关怀上来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要从过去单纯“卖产品”为主，过渡到更多地以参与未来世界经济构建和人类关怀为价值取向。在以往党和国家的文献中，对外开放举措中被冠以“战略”的名称有两个，一个是“走出去战略”，一个是“自贸区战略”。从近两年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对外开放的多次讲话以及中央关于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来看，“一带一路”事实上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因此，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实际就是着力实施这三大战略。
以往我们对“走出去”战略的认识往往仅理解为了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在新的开放形势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不仅要追求以往的目标，还要有更多的追求和目的，这包括：为保障国家能源、粮食、食品安全作出贡献、构建自主的跨国生产经营价值链、整合全球资源，并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流通循环的重要载体；还要求体现互利共赢，增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东道国福利；要参与未来世界经济的构建，体现更多的人类关怀。中国企业如果还只是像上世纪那样只是在中国之外卖掉自己的产品，那中国企业是不可能赢得世界欢迎和尊重的。正如马云在2015年1月达沃斯论坛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那样：其实中国自身的市场足够大，但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员，中国企业有责任思考为世界创造中国的独特价值。假如我们的出发点不是到海外挣钱，而是去为世界创造自己的价值，顺便也挣一点钱，这可能就是中国企业在21世纪的全球追求。中国企业家应该身体力行这种责任和追求。你的责任有多大，你的影响力就有多大，反之，你的影响力有多大，你的责任就有多大。马云的话代表了21世纪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义利观和价值观，是我们诊释和评价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成效的新视角。
从自由贸易区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也可以分析出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变。我国目前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有两类，一类是我国单方自主的对境外所有经济体开放的自由贸易区，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另一类是双边或区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协议的自贸区。第一类自贸区包含了许多对外开放的新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以及具有接受国际新规则压力测试的政策含义。目前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部署，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2015年1月29日国务院发文推广复制上海自贸区经验，包括全国推广28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6项。第二类自由贸易区包括中韩、中澳自贸区谈判和2014年启动的亚太自由贸易区。韩国是全球第14大经济体，中韩贸易将近3000亿美元。澳大利亚的经济制度和法律法规几乎与欧盟没有区别，如果中国能够和澳大利亚达成一个高水平的，涉及几乎所有目前自贸协定谈判各种议题的协议，那就意味着中国有能力也有自信，全面地参与全球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的高标准自贸协定谈判。亚太自贸区则更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这是第一次由中国首倡、中国设置议题、中国提出行动计划和时间表的国际经济治理新方案，也是未来中国在制订国际规则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标志。
对“一带一路”战略，境外一些媒体称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这是很大的误解。首先，“马歇尔计划”与二战后的冷战密切联系，而“一带一路”则是中国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对外经贸政策的体现。其次，前者是财政资金援助为主，后者是一套发展规划，采取生产性投资和市场运作机制，既包含合作伙伴的发展项目，也是新常态下中国自身培育经济增长动力的新途径。今天，发展相对滞后的中国西部理应成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目的地，但基础设施落后妨碍了产业的合理转移。通过“一带一路”可以撬动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向西和向南的对外开放。带动中国现有产能和优势产能（如高铁），开辟新的出口市场。再次，前者是冷战思维下的“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产物，而后者是中国对现行国际能源治理结构、金融治理结构不完善的补充。中国的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较高，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沿海海路进入中国，渠道较为单一。“一带一路”能增加大量有效的陆路资源进入通道，从而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同时也就是保障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安全。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设立，确实也是对整个全球经济治理和金融治理结构的一个补充，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获得资金支持，从而改善全球经济治理。
以上种种，都体现了中国正在实施的三大开放战略，其目的主要都是参与对未来世界经济的构建，从而为世界创造更多的人类关怀和承担自己的责任，进而再惠及自己。因而对其成效的评价视角也必然要发生转变，而不应再抱着过去“开放红利”的旧观念不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原载《大众日报》 2015年9月23日第9版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150923/Articel09002M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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