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也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总目标将进入了全新阶段。恰逢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面临体制机制深度改革以及结构性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雄安这样一个零基础、平地起的特殊地区建设一个国家级战略新高地，对政府和社会各界来说都是一个重大挑战。
在此背景下，2017年4月20日，由南开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由南开大学区域政策研究中心与区域经济应用实验室（China REAL）承办的“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理论及政策”高端论坛在南开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河北社科院、天津社科院等机构的近20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学者们围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与发展中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积极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并探索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
一、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独特性
与会专家认为，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等相比，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展阶段不同。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等分别设立于改革开放初期和深度发展时期，中国经济仍处于相对不发达阶段，增长空间巨大，其发展充分享受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拉动效应、外资等要素大量流入的推动效应及人口红利效应。雄安新区的启动时处经济下行、结构深度调整的新常态，因此需要用创新的思维谋划发展路径。二是定位不同。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和曹妃甸新区等定位不同，雄安新区建设的重要性在于其定位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创新空间集中载体和河北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支撑点。三是技术起点与发展模式不同。深圳特区的发展始于技术引进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浦东新区始于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并以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雄安新区则不可复制传统的资源导向型增长模式，必须以自主研发与创新为技术起点，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与高技术产业。四是地理区位不同。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分别是典型的门户区位和中心区位，并可依托香港、上海等国际性城市的功能蔓延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雄安新区则处于内陆地区，既不是港口城市，也与首都北京有一定距离且面对新的发展环境与发展条件，难以直接复制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发展道路，唯有以创新为引领才能够实现后发赶超。
二、雄安新区的要素集聚与产业成长路径
南开大学刘秉镰教授认为，国内外经验表明独特的主导产业是新城建设成功的关键因素，雄安新区产业发展应尽快实现双轮驱动模式，即：一是以“功能承接”为基础的输血型成长路径；二是以“新产业培育”为载体的造血型成长路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李晓江教授提出，应进一步探索“城市-人才-企业-经济”循环增长模式，在建设初期，新区应主要依赖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吸引大量央企、科教文卫机构、创新资源等快速集聚，需要与最核心的创新功能区中关村、天津滨海新区建立直接的互联互通，为实现经济起飞奠定良好基础。为实现长期、有效的快速增长，雄安新区必须以承接功能为契机，尽快培育具有内生增长优势的产业体系，借助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一轮产业革命，聚焦于高端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等。雄安新区新产业体系的构建应注意的问题包括：一是尽快启动中长期产业规划，综合考虑承接功能、要素条件、空间布局等因素，明确主导产业及产业链发展方向；二是聚集要素，打造京津冀地区高技术产业引领区；三是注重建设友好的国际营商环境、生态环境和宜居的社区环境，创造优质的科研、工作与生活条件，增强高端人才与要素的吸引力。
三、雄安新区的城市治理与制度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认为，建设新区要尊重城市开发建设规律，合理把握开发节奏，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科技的创新元素与新区建设有机结合，最大可能地避免现代城市发展中的大城市病，并为未来进行必要的规划调整留足空间。清华大学殷存毅教授提出，雄安新区作为后发地区实施赶超战略，必须要以制度创新为关键保障。首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高能级行政力量和市场化机制配置资源有机结合。政府必须完善市场条件，通过“放管服”改革和政策导向来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市场能够调节各种竞争关系，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中国社科院郭克莎研究员认为，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过程中，政府应当将新区定位、建设规划、搬迁对象、限制发展内容等作为工作重点，注重发挥市场作用，在机构迁移以及人的流动和稳定等过程中要充分依靠市场力量，重视人口迁移、资源配置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应妥善处理多级政府间和跨省级政府间的复杂关系。北京大学陆军教授从这一角度展开阐述，提出要从跨地区园区建设和产业合作的角度，以经济合作引导产业发展，建设产业集群，推动技术深入融合的产业合作模式，把财税化改革贯穿于雄安新区发展的方方面面，采取特殊的财政体制，让国家出台的一些税收政策在新区能够先行先试，同时可以考虑赋予雄安新区部分地方立法征管权。最后，应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要明确雄安的经济发展是分享经济还是飞地经济，具体要解决在经济社会断崖式差距和现有人力资源结构背景下，当地人民群众如何融入和受益的问题。
四、雄安新区如何落实创新驱动
和开放引领战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洪俊杰教授认为，功能疏解是资源的再分布，存在迁移成本，实现雄安新区的历史使命需要解决发展动力和建立新的区域增长极问题，其关键在于“内外兼修”，走出一条创新驱动和开放引领的发展道路。首先，对内方面，需要落实创新驱动战略。高层次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产业创新中最具能动性的要素，而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人才需要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高新区的生活品质。同时，拓宽创新基金来源渠道，发展创业投资、鼓励产学研三方联合投入，鼓励不同创业基金的发展，完善技术产权市场和打造成果孵化转化、产城融合的创新型引领区都是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另外，雄安新区建设的另一个着力点是有效解决创新链问题，具体要改革科研机构体制，建立市场导向的项目管理体制，政府集中资金建立第三方中试平台，加强中试环节的建设。针对创新，北京大学杨开忠教授也认为应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将创新看作核心城市的主要功能，打造品质之城，吸引创新要素向雄安新区聚集。其次，对外方面，要落实开放引领战略。目前全球正处于贸易规则重塑的窗口期，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正在形成，雄安新区应尽快与天津自贸区进行战略合作，申请服务业开放试点，先行先试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以外部压力促改革，为我国构建开放经济新体制做出贡献。
五、雄安新区建设与中国特色
区域经济学创新雄安新区建设不仅是中央和京津冀三地政府面临的新挑战，也对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诸多新课题。南开大学李兰冰教授认为应重点开展“新城建设、都市连绵带与世界级城市群空间优化”、“新城要素集聚与新产业成长”、“高落差地区的协同路径与增长绩效”、“后发地区的城市治理、精致服务和区域竞争力”以及“雄安新区精准化区域政策设计模拟和评价”等方面的研究，为雄安新区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为国家区域重大决策提供科学、前瞻性的咨询服务。
另外，南开大学郝寿义教授还指出要在新区发展的理论层面厘清几个问题。一是明确建设的动力和主体，历史上深圳特区建设主要依赖外资和港资，浦东新区则主要依靠大集团投入，而当前雄安新区建设的动力和主体需要进一步明确。二是与过往实践不同，雄安新区的建设并非一省内部的问题，而是需要协调京津冀三地资源，因此需要从机制设计角度解决资源协调的问题。三是以往的新区建设的初衷是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但实践结果多是新区最终成为新的要素聚集点，对周边地区的带动有限，因此要加强对要素扩散规律的研究。四是新区应该作为经济和制度创新的增长极进行建设，宏观大政方针和具体的微观落实如何结合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
（南开大学区域政策研究中心与区域经济应用实验室 郭琪 周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