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速水佑次郎（1932-1912）是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日本农业与发展经济学家。本文总结了速水佑次郎在农业经济和发展经济学领域做出的主要贡献。首先回顾了速水佑次郎的生平和学术生涯；然后评述了他及其合作者开创的诱致性技术-制度创新理论，他的社会资本与社区理论，以及市场、国家、社区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学说；最后介绍了概括速水佑次郎总体发展思想的技术-资源-文化-制度协同演进框架以及对应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三种农业问题学说。
关键词：速水佑次郎 发展经济学 农业发展 制度创新
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是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日本农业与发展经济学家，1932年出生于日本东京，2012年12月24日因误咽性肺炎去世，享年80岁。速水佑次郎长期从事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问题研究，1956年于东京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后任日本农林水产省农业综合研究所研究员,1957-1960年间留学美国，1960年于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当年在农业综合研究所复职，1966年成为东京都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1972年晋升为教授。速水佑次郎曾在多个研究机构任职，1968-1970年间任明尼苏达大学客座教授，1974-1976年间任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主任研究员，1986年成为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2000年任国际开发高等教育机构（FASID）研究生院项目负责人。此外，他还是美国农业经济学会名誉会员、国际农业经济学会名誉会员。
速水佑次郎因其在经济学领域的突出贡献，1999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紫绶勋章(Medal with Purple Ribbon)，2004年被日本政府授予文化功劳者，2007年还获瑞宝重光勋章。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当属《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和《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前者是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农·拉坦(Vernon W.Ruttan)合著，该书于1971年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初版，1985年扩充修订后推出了第二版；后者最早于1995年由东京创文社（Sobunsha）出版，2000年推出了日文第二版，200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三版是速水佑次郎与日本明治学院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神门善久（Yoshihisa Godo）合作直接用英文撰写的。此外，速水佑次郎的重要著作还包括1973年由日本创文社出版的《日本农业的成长过程》以及1986年出版并于2002年和神门善久合作再版的《农业经济论》等。
一、诱致性技术和制度创新理论
速水佑次郎在其与弗农·拉坦合著的《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1971）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其后又在该书1985年修订版中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创新假说。
（一）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成功实现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的基础是发展生态适应和经济可行的技术的能力，这涉及对初始资源禀赋和资源积累的动态调整过程。农业新技术的发展虽然本身不是劳动或土地的替代品，但却能起到类似于催化剂的作用，促进资源禀赋中相对稀缺的、昂贵的要素被相对丰富的、廉价的要素取代。那些促进机械和动力对劳动力替代的机械技术是“劳动节约型”的，这实质是用土地替代劳动力，因为机械化允许单个劳动者耕种面积更大的土地，从而大幅度提高劳均产量；那些促进劳动或工业投入品替代土地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生物技术是“土地节约型”的，实行新的劳动密集型耕作制度以增加土地肥力的再循环，并且配合使用化肥和具有高产反应的新种子、杀虫剂等投入品，就可以实现这种替代。
一个社会由于初始资源禀赋的不同可以诱导出不同的农业技术变革。无弹性的土地供给对农业发展的约束诱导生物技术进步，由此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或者单位存栏的牲畜产量；而无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对农业发展的约束则驱动减少劳动成本的机械技术进步，其结果主要是劳动生产率提高。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表明，农业产出和生产率的增长取决于一个社会有效选择技术进步途径的能力，如果不能选择一条能够消除资源禀赋制约的技术途径，农业发展就会受到抑制。该理论也强调技术进步是对资源禀赋变化和需求增长的动态反应，不仅包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对要素和产品市场价格的反应，也包括公共研究部门和管理机构对资源禀赋和经济条件变化的反应。在市场价格能有效地反应要素和产品供需变化的条件下，相对价格变化诱导农民寻求可以节约稀缺要素的技术方法，进而促进公共研究部门研发新的适宜技术，同时要求农业供给商提供相应的技术投入品来替代稀缺要素。可见，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要求农民、公共研究部门和供给商之间存在有效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如此才能按照社会最优的途径满足农民降低单位成本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科技人员和管理者的反应是诱导机制的关键。该模型假设研发者和管理者的反应主要受社会承认或职业成就的动机所驱使，而且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化能够传达对研究项目优先次序的大多数信息。
诱致性技术创新过程可用图1来说明，该图示可以看作是生物技术进步类型，稍作修改即可用来表示机械技术进步类型。其中，劳动、资本和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的三种要素投入。横轴以上部分表示土地和劳动之间生产单位产品的替代关系。I曲线代表创新可能性曲线，这是一系列弹性较小的单位等产量曲线的包络线，比如i0代表零期采用的某种类型的技术，在土地和劳动相对价格比率为P0P0时可实现成本最小化。也就是说，i0是在一组创新可能性曲线（I0）中追求成本最低（在均衡点a）而相应开发的技术。横轴以下部分表示在劳动替代土地情形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互补关系。均衡点a上的土地-劳动比例就和d点的资本-劳动比例相对应。假设从零期到第一期的土地稀缺性提高了，劳动对土地的价格将随之下降到P1P1，在原有的技术水平（i0曲线）下，生产者使用要素组合只能从a点移动到b点。但是随着科技知识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创新可能性曲线可能向着原点方向移动到I1，这表示降低单位产量要素投入的社会能力有所提高。此时，生产者可使用新技术（i1曲线）达到c均衡点。诱致性技术创新的前提是，以P1P1和P1*P1*之间距离度量的生产者从b点移动到c点的预期收益变动足以诱使他们为开发和使用新技术而努力，由此导致技术水平从i0移动到i1。
图1 诱致性技术创新模型
资料来源：〔日〕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9，p.15。
然而，诱致性技术创新过程并非能够对相对价格变动做出平稳的调整。该动态过程中出现的不均衡和不平衡现象正是诱导技术变革的关键因素。由于不均衡所导致的发展瓶颈可能诱使相关部门把精力集中在如何更有效地获得资源配置问题上来，并且解决一个瓶颈可能会导致另一个瓶颈问题的出现，技术变革因此得以从一个生产过程传递到另一个生产过程。速水佑次郎和拉坦发展了一个农业长期生产函数的假说。长期生产函数描述了所有可以想象和可能被发明的技术选择，可以看作是图1中创新可能性曲线的一种可操作性定义。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必要条件就是具备适应新的要素和产品价格变动的能力，不仅是沿着固定的生产面移动，而且需要能够创造出最适合新价格体系的生产面，即调整到长期生产函数上更有效率的生产点。欠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足够的能力开发出可以适应相对价格变化和农民采用新技术能力变化的新技术，以致只能滞后在固定生产面上的一个次优均衡位置。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详细考察了1880-1980年间日本和美国农业发展过程中要素价格和技术变迁的关系。美国劳均土地面积远远高于日本，劳动相对于土地的价格也高于日本，但是两国的农业生产和生产率都取得了高速增长。正如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揭示的那样，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靠机械技术进步带来单位劳动力拥有土地面积的增加，而日本则依靠生物技术进步促进土地生产率的增长。美国和日本的历史经验充分证实农业增长能够被理解为一个由相对价格变动所引起的沿着长期生产函数移动的要素替代过程。
（二）诱致性制度创新理论
诱致性制度创新理论将诱致性技术和制度创新理论结合在一起。该假说认为，相对资源禀赋和技术进步的变动诱导了制度创新需求的改变。速水佑次郎曾用1970年代后期菲律宾的农业发展实例来说明资源禀赋和经济条件变化对诸如劳动关系和土地占有制度变革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M.Kikuchi & Y.Hayami, 1980）。被研究的村庄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农场平均规模有所下降，但由于引进了现代高产水稻和使用双季稻代替单季稻，单位土地的水稻产量明显提高。新土地法规允许佃户从传统的分成佃租向确定租期转变，并且大幅降低租金。在这一背景下，转租现象大量涌现。研究表明，诱导转租制度出现的原因是，反映新技术带来的土地生产率提高和人地比增加导致的工资率降低的均衡地租要高于在新的租约安排下租借人支付给地主的地租。更高的土地生产率和人口压力还引起了新的雇主—劳动关系变革。传统的胡诺桑制度规定参与收割的劳动者都可获得1/6的稻谷。被称为伽马的新制度则要求必须免费参加过除草工作的劳动者才可以参与收割活动。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为了把收割工资降低到新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水平的制度创新。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要素禀赋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引起要素投入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之间的不一致，制度变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要素市场的新均衡。
但是，假定生产者能够根据要素相对价格和创新可能性的变动完全预见到沿着创新可能性曲线变动的整个范围，并自发地、线性地向c点移动，是不现实的。即使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生产者也都不太可能单独完成技术创新活动，必须依赖社会成员的集体行动。只有当从b点移动到c点的社会总利润超过了集体行动的成本，诱致性制度创新机制才可能有效。在很多情况下，诱致性制度创新机制无法发挥有效作用。因此，制度创新还需要从供给角度加以补充完善，这涉及到政治市场决定公共品供给的机制，还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一般性社会科学进步的情况。
（三）简评
诱致性技术—制度创新理论因其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和政策含义，一经问世便受到学术界的密切关注。首先，诱致性创新理论把技术和制度的变革作为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来对待，同时把技术和制度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结合在一起。该理论明确指出了一国农业发展的技术道路和制度形式取决于该国的资源要素禀赋状况，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宜的农业发展道路。同时，诱致性创新理论也强调了工业部门投入品的互补性作用。要实现土地对劳动的替代，就需要提供机械和动力投入品。要实现劳动对土地的替代，就需要提供生物化学工业和农业基础设施等投入品。资源禀赋诱导的农业技术进步离不开工业部门的支持。
第二，诱致性创新理论弥补了舒尔茨（T.W.Schultz）和梅勒（J.W.Mellor）等学者的农业发展理论的缺陷，指明了此后农业发展研究的方向。舒尔茨（1964）提出把传统农业改造成高生产率的经济部门的关键在于对农民投资，以提供一种较为廉价的经济增长源泉，其中包括教育、在职培训和改善健康水平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处于关键位置。但是，舒尔茨模型并没有解释清楚教育、研究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也没有解释要素和产品价格等经济条件的变化如何诱导特定技术开发和投资的方向以及诸如农业试验站这样的新制度和灌溉系统这样的公共基础设施的过程。诱致性创新理论包含了公共部门面对经济条件变化采取集体行动提供新技术知识和制度安排的过程，从而使该模型更为完整。同样，梅勒（1966）的农业发展阶段论局限于人多地少的国家，而诱致性创新理论则不仅能解释人多地少的国家，也能解释人少地多的国家的农业发展，因此更具有一般性和适用性。
第三，诱致性创新假说可以很好地符合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历程。但是，该假说建立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基础上，要求要素价格变动能够正确反映要素稀缺性状况。据此，有学者认为诱致性创新理论无法适用于当今市场体制尚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G.L.Beckford,1984）。不可否认，要素价格扭曲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发展中国家如能使市场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会更快，效率会更高。但是，即使存在要素价格信号的不灵敏和不完善，资源条件本身也能诱导农业技术进步的选择。亚洲绿色革命的成功就证实，存在土地稀缺制约的发展中国家即使缺乏土地价格上升的信号也会循着生物技术进步的方向发展农业生产。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很长一段时间中禁止土地和劳动的市场交换，也限制农产品的市场交易，但其分散的农业公共研究资源的分配模式也符合诱致性创新假说（J.Yifu Lin,1991）。当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业发展离不开技术引进的支持，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成功引进日本农业技术以及亚洲国家绿色革命的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农业技术转移必须配合适应性的研究和土地基础设施的改良（M.Kikuchi & Y.Hayami,1985）。适应性研究使发达地区开发的农业技术更适应于本地的资源和环境条件，土地基础设施改良则使本地的资源环境条件和源于发达地区的技术趋向一致，这与诱致性创新假说是一致的。
最后，不可否认的是，诱致性技术—制度创新假说作为对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研究的一种视角，本身是具有局限性的。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忽略了交互型网络的创新过程，而这个交互型网络正是信息交流和学习发生的场所（K.Knickel et al,2009）。拉坦(1997)也认为，诱致性技术创新把技术进步作为变动的经济环境下厂商或公共研究部门自我实现的过程，并没有考虑创新的内在机制，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依然停留在“黑箱”中。他建议将诱致性创新、演化理论和路径依赖三种方式整合在作为技术进步来源的更一般化理论之中。对于诱致性制度创新假说，这主要刻画了制度变迁的需求侧面。林毅夫（J.Yifu Lin，1989）曾总结说，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前提是当前制度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不再是整个制度选择集合中最有效的。但是，制度变迁也有由政府法令直接引起的，林毅夫称之为强制性变迁。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不能克服“搭便车”等问题，从而使制度安排的供给低于社会最优，而理性的统治者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实际上，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速水佑次郎及其合作者也认识到诱致性制度创新会遇到“搭便车”等各种集体行动的障碍。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试图将公共品的政治市场决策以及社会传统的历史路径作为影响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并且构建一种技术-资源-文化-制度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在这里，速水佑次郎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利用社会资本的社区理论。
二、社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速水佑次郎的社区理论萌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经历。他坚信，农民有能力借助适宜技术提高农业收入，只是要素市场、产品市场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等的缺失制约了农业的进步，而且政府的不恰当干预又加重了这种阻碍力量。由此，速水佑次郎提出市场、国家和社区有机结合的思想。他在《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1997）一书中集中地探讨了这个论题。
（一）社会资本和社区理论
速水佑次郎在他晚年的一篇文章中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有益于发展经济主体之间协助合作的非正式社会关系，这种协助合作旨在提高归属于嵌入在这种关系内人群的社会产品的生产（Y.Hayami，2009）。这样定义的社会资本也可称之为社会关系资本和社会网络资本。如果对于同样的生产要素投入，社会产品生产量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加而增加，那么相应的增量就可以当作是社会资本的产出。社会资本的本质在于嵌入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群可以通过合作方式获取额外的收益，换句话说，社会资本投资的正外部性可以被内在化于特定社区以内，这使得社会资本兼具地方公共品的特质。
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隶属和使用于个人，而后者隶属和使用于集体。但是，一个广义的人力资本概念应该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人力资本，也包括社会资本，因为人力资本当然应当包括与其他成员寻求相互受益的合作组合的能力，这可以通过现存的信任关系或者说服他人参与该组合得到强化。这样，速水佑次郎设计了一种广义资本的分类标准。广义资本概念在一种维度上分为广义的物质资本和广义的人力资本，在另一种维度上分为私人品、地方公共品和不可转让的全体公共品。广义的人力资本与地方公共品的交集就是社会资本。
速水佑次郎研究的社区特指在成员之间相互紧密影响的基础上通过相互信任联系在一起的一组人，社区成员在选择采取何种行为时，都会把其他成员对该行为的反应考虑进来。速水佑次郎把社区作为社会资本积累的中心机制，以此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机制相对应。在人际关系密切、信息充分共享的社区里，长期重复交易中积累的相互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可使违反者因背负恶名甚至被驱逐而遭受巨大损失，从而在契约执行中能够有效抑制道德风险问题。而且，当相互信任上升成为道德规范以后，契约当事人甚至不用事先详细制订应付各种偶发性事件的条款，而当预料之外事件发生时，能够期望双方可以如实重新协商，这样就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二）市场、国家、社区三位一体的发展学说
速水佑次郎用社区代表经济体系中与市场、国家相并列的一个角色。市场通过价格变动的信号指引竞争活动，以此协调自利性个体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但是，市场不可能使所有经济活动都达到最优，市场失败可能出现在公共品供给、信息不完全和收入分配等领域。市场失败需要政府活动来纠正，国家通过行政法规命令强制人们调整其资源分配，但政府活动在公共品供给方面同样无法保证社会最优。政府失灵可能来自低效的预算配置，使不必要的公共品供给过度而对发展极为重要的公共品供给不足，还可能来自针对资源配置偏差进行调节的不恰当规则，特别是当一些规则成为既得利益者寻租和腐败根源的时候。道德风险问题既可能是市场失败的原因，也可能是政府失败的原因。社区组织在密切的社会联系基础上引导成员达成自愿合作，这种通过长期和多重交易形成的信任关系在抑制道德风险方面更加有效，而且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市场的相对优势在于私人物品的提供；国家的优势在于全体公共品的提供；而社区的相对优势在于地方公共品（比如地方治安体系、公有资源的保持以及商业契约的执行等）的提供。这一方面是因为社区在避免“搭便车”问题上更加有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由政府提供地方公共品会产生更大的管理成本和政治游说成本，而且政府一般也很难准确掌握基层公共品的真实需求。社区提供地方公共品的效率取决于其阻止试图从违反社区协议或契约中获益的“搭便车者”的能力。社区成员越多，提供地方公共品的效率越低。再者，社区领袖在计划和组织有益于社区成员的集体行动上可以起到关键作用，速水佑次郎称其为“社会企业家”（Y.Hayami，2009）。社会企业家通过谴责或驱逐等手段能以较低的成本诱导社区成员实现合作。为了维持和增加自己在社区的声望和影响力，社会企业家也愿意积极引导对惠及全体社区成员的计划达成一致。
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制度不完善、信息不充分，常常存在严重且普遍的市场失败，这时本应由政府行为来纠正，但是又因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文化水平不高，公众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渠道都还没有很好地建立，政府失败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应该是市场、国家和社区的最优结合，这三者通过市场竞争、国家强制和社区合作来协调社会劳动分工。不过，由于国家间的社会文化传统不同，市场、国家和社区之间不存在唯一的最优结合方式。
当然，社区机制也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低效，这可称为社区失败。首先，地方化的信任关系经常由对外界的防备和不信任所支持。社区的稳固关系往往是以牺牲外界利益为代价使内部成员受益的，它无法控制更广阔的市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其次，当社区关系被引导到有组织的共谋或者相互吹捧以维持现状时，就会抑制创新，也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某些社区失败可以通过加强不同社区之间的联系来缓解。但是，如果没有国家法律支持下的竞争市场的补充力量，社区机制就难以在现代工业组织中起到积极的支持作用。最后，当过时的社区制度不能适应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的变化时，社区失败会变得尤为严重。比如，当土地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的时候，合理的社区制度应当引导成员在提高自然资源贮藏和资本积累的方向上达成新的合作共识。但是，社区规范往往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它可能很难对新的经济条件做出及时调整。要打破这种惯性，必须扩大社区联系的范围，使社区成员接受新的思想和新的经济机会。发展中国家要发掘社区在推动经济现代化上的潜力，关键就是要清楚认识到社区组织的优势和劣势，特别是在不同国家特有的文化和传统背景下市场、国家和社区之间如何发生相互作用，这样才能找到社区制度的合理定位。
（三）简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议题。速水佑次郎的社区范式为推动社会资本理论框架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速水佑次郎发展的社会资本和社区理论补充和发展了传统经济学片面关注市场和国家组织造成难以调和的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的缺陷。这无论是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规划都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思路。
第二，不同于各种交叉学科的学者在社会资本问题上众说纷纭的表述，速水佑次郎坚持在标准的经济学范式下研究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的概念一旦被扩展到包括国家制度和统治结构在内的“无所不包”的社会问题时反而会降低其学术价值和有用性。速水佑次郎把社会资本的定义限制在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上，这大致相当于新制度学派所谓的非正式制度，实际上回归到社会资本理论先驱者科尔曼（J.S.Coleman, 1990）的传统上。同时，速水佑次郎将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类别进行类比，明确界定了社会资本的范围和功能，还把社区作为产生和积累社会资本的核心机制，这样就使其在经济分析上的操作性更强。
第三，速水佑次郎在提出社区作用的同时，也指出社区失败的可能。显然，社区理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和细化，特别是在用社区理念指导发展计划时离不开深入调查和实践经验的指导。一方面，社区组织无法完全克服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难题，当成员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或者跨社区组织参与和管理时，搭便车问题就更加尖锐。有些社区发展计划还需要公共部门的支持，社区组织可能遭受官僚机构“屈尊俯就”式的姿态和僵化的行政风格的侵蚀，结果可能稀释社区成员的参与权利，还可能使社区领袖为了迎合官僚部门的利益而损害社区的利益。布劳恩等（A.Braun et al,2006）指出，如果社区成员，尤其是女性成员缺少政治影响力，旨在促进社区参与的支持计划很可能因为琐碎的行政程序、政治紧急事件、森严的等级结构和预算约束等限制而止步不前。另一方面，社区组织可能很难避免内部不公和“精英抢夺”的现象。农村社区往往被相对富裕的农民支配，穷人和边缘化的成员在社区组织事务上很少有发言权（G.Feder et al, 2010）。当面临多个发展目标和议程时，社区组织很难保证资源配置最优。社区的领导者们可能优先考虑的是如何游说政府增加补贴，而不是如何提高社区成员的竞争能力。各种形式的“精英抢夺”一旦出现，社区内部的利益冲突就会进一步加剧。这些问题都证实，社区计划并非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尽管如此，速水佑次郎对社区组织优势和劣势的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依然是该领域研究的奠基石。对社区理论的继续深入研究必须建立在更现实地认识其局限性和更有创造力地发掘其潜力的基础上。
三、一个系统完整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技术、资源、文化、制度相互作用的发展思想框架
诱致性创新假说考察了资源禀赋、技术和制度之间的动态调整过程，社区理论则在经济发展体系中引入了社会资本（文化禀赋）因素。速水佑次郎用一种描述经济子系统和文化-制度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体制发展框架涵盖了以上内容（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9）。经济子系统包含技术和资源禀赋之间的相互作用，技术进步是靠对资源的有目的的使用活动来推动的，同时技术进步也可以带来资源数量和禀赋结构的增长和改变。资源禀赋和技术的经济子系统的生产力水平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文化禀赋与制度，但是经济子系统同样可以诱导文化和制度的变迁。总之，在速水佑次郎的发展框架中，技术、资源、文化和制度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速水佑次郎特别指出，制度调整并不能保证对社会需求做出及时和有针对性的反应。在这里，利益集团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很好地容纳在速水佑次郎的发展体系中。重大制度创新的供给涉及政治家对政治资源的调动，只有当政治家从制度创新中攫取的预期利益超过需要调动资源的成本时，制度创新才可能被创造出来。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文化禀赋可以影响到政治家提供公共品的边际收益和成本，例如反应性民族主义的感情就可以降低政治家为推行制度变革而动员集体行动的成本。另外，传统规范和习俗下的经济体制具有规模效应，这可能使特定的技术和制度体制受制于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难以发生合适的增量变化，从而造成社会制度的变革滞后于经济环境的变化。此时，盲目引进外来的意识形态还可能加剧经济子系统和文化—制度子系统之间的矛盾。最后，法律、行政等社会科学及相关职业的进步也可以降低制度变革的成本，因为这些进步增进了关于某种制度创新可能产生新收入流或降低解决冲突的成本的知识，从而使制度创新的供给曲线向右移动。
这种辩证的社会发展模型从根本上不同于假定文化—制度子系统处于静止不变状态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速水佑次郎的范式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传统，他的经济子系统和文化-制度子系统大致对应于马克思主义所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范式特别适合研究影响长期经济社会变迁过程的各种因素的作用。人类历史由采集-狩猎经济转型到农业经济、发达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以及后发国家经济赶超面临的主要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模式下找到线索。当然，作为一种宏大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速水佑次郎的社会发展范式还需要进一步规范。特别是，尽管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已经为资源禀赋和技术进步之间建立了可检验的模型， 但是有关文化禀赋和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依然有待于更有用的经验工具的支持。这一议题目前正是新制度学派和演化学派等重点关注的前沿问题之一。
（二）三种农业问题学说
速水佑次郎的主要学术建树都起源于对农业经济的深刻洞察。他发展的三种农业问题学说至今仍然不失为研究和指导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参考和框架（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3）。该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对应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国的农业问题将在粮食问题、贫困问题和农业调整问题三者之间转换。
低收入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农业生产增长滞后于人口和收入增长，导致粮食需求增加和粮食价格上涨，继而又迫使工资上涨，从而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与农产品需求增加相比农业生产资源投入不足所引起的问题可称之为“粮食问题”。该阶段的农业政策主要围绕着如何提供廉价农产品来制定。英国在19世纪曾通过进口廉价农产品来解决粮食问题。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外汇来保证粮食进口，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只需通过强化技术开发、降低生产成本、促进本国农产品供给的提高来解决。
发达国家的农业问题则表现在由于农业资源投入过多而导致生产要素报酬递减。其实质是农业和其他产业部门之间资源分配调整的问题，因此可称之为“农业调整问题”。如果生产要素可以从需求业已饱和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需求尚在扩张的其他部门，农业部门要素报酬下降和产品供给过剩问题也不会发生。农业调整问题的症结就在于部门之间资源转移的通道被阻塞。但是，现实中像土地、灌溉设施这类农业资源无法转移到其他部门，农业劳动力转移也是一项需要付出巨大社会成本的、长期的过程。发达国家在此阶段主要考虑如何防止农民相对收入的减少，采取价格支持和补贴等农业保护措施以避免产业调整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保护措施转而又刺激农业投入，妨碍农业部门资源调整到其他部门的后果，从而加剧农业资源过剩的矛盾。
中等收入国家一般同时面临如何提供廉价农产品和如何防止农民相对收入下降。此时，农村贫困问题摆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一个国家摆脱贫困陷阱，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相对贫困问题就格外突出。由于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结构二元化现象，农业部门和城市现代部门的经济差距持续扩大，如果该国更加重视大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这种差距还将进一步加剧。贫困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追赶能否实现的最为严峻的考验。中等收入国家利用源自其尚不发达的现代部门的税金来补助广大的农村人口是不现实的，而且提高农产品价格意味着现代部门，特别是劳动集约型加工企业的工资必须提高，这将削弱其经营基础和生存能力。当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以后，居民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农产品价格上涨对生活费用的压力降低，而且产业结构高度化使现代部门对低工资劳动的依赖性减弱，这样，粮食问题的重要性才不断下降，农业保护才有条件被提到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主要手段的高度上来，这时，该国就进入优先调整农业问题的时代。
（三）总结和启示
概括起来，速水佑次郎对发展经济学的突出贡献是着重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对资源禀赋变动的诱致性反应以及如何受到社会文化传统的基础性作用。他把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归纳为如何激活诱致性创新机制的有效运作，使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转变为本国经济和社会上的适宜技术。速水佑次郎善于从历史，特别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经济社会史料中提炼出关系到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和线索，同时还重视规范的经济分析逻辑和现代的实证研究支持。一方面，他是一位功底扎实、孜孜不倦的学者；另一方面，他的研究目光从不脱离现实，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
以技术—资源—文化—制度交互作用为主线，速水佑次郎还广泛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贫困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在人口压力不断加剧的发展中国家，减缓贫困和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举措是开发具有土地节约型和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创新。曾有学者批评亚洲国家的绿色革命使大地主获益更多，他们凭借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信息获取机会垄断了新技术。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大地主更倾向于节省劳动的机械使用，从而使无地农民的就业机会减少，工资水平也被压低。速水佑次郎用翔实的数据驳斥了这种观点，农场规模和土地使用权差异都不是新技术使用的严重制约因素（Y.Hayami，1981；Y.Hayami & M.Kikuchi，1981）。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相对于资源稀缺性的加剧，有助于保护稀缺自然资源的技术和制度发展缓慢。要解决环境问题就需要收集、传播有关环境质量和污染原因的信息，使其能够真实反映资源环境的稀缺程度。但是，为保护环境而采取的能源价格上升的举措可能遭到强烈的政治抵制行动。此时，把直接受环境污染影响的社区居民组织起来是比较可行的（Y.Hayami，2000）。
速水佑次郎的这些真知灼见对于国内学者研究中华民族复兴和经济转型依然有借鉴意义。他对不同资源禀赋和文化背景国家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发展中国家开发后发优势的关键就是要建立一套反馈机制，这种机制不仅要适应自身资源禀赋和技术变化要求，并且要适应历史文化和社会习俗，由此推进诱致性创新的进程，避免经济和文化-制度体系之间灾难性的失衡”(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9)。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发展方式正是国内发展经济学家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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