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12期
雷国雄 陈屹立
2013年11月14日至15日，由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制度经济学会筹委会主办，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2013年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在西南政法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与学术研究机构，《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财经问题研究》、《财经科学》等学术期刊编辑部的12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政府治理及其变革，文化、习俗、法律与市场规制，产权与产权市场，经济史上的制度变迁，机制设计与企业理论，制度分析的基础理论与方法等做了深入的研讨，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政府治理及其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寿龙提出，当前的危机已从历史上的物质匮乏危机转变为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的新型危机，其原因在于政府治理集中了在市场机制下分散着的危机，特别是政府对金融、劳动、产权等市场的强控制分别导致了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失业与养老危机，只有放松管制、减少支持，方可分散风险，分散从而解决危机。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曹正汉深入考察了秦汉以来“经国治民”思想传统的传承与基本主张，提出当前的“国有经济控制论”正是该思想传统的延续与现代表现。基于对“经国治民”思想传统历史实践及其后果的考察，以及对当今各国国有经济控制地位与国家政治稳定程度和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比较分析，曹正汉提出，强调国有经济必须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必须在国民经济中保持控制力，这些并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有必要走出传统思想束缚，重新思考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
山东大学魏建构建了一个将中央政府内生的制度变迁模型，说明了中央政府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泛利性要求对转轨过程加以控制和调整的机制，并对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中兼而取得了政治体制的巩固与经济的飞速发展的事实做出了新的解释。
华南农业大学罗必良等利用县域数据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赤字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地方财政赤字存在攀比效应，相邻县域的空间溢出效果明显；（2）地方政府表现出了主动负债特征，以支出衡量的财政分权对财政赤字存在显著的正影响；（3）第一产业比重高和人均GDP较低地区政府表现出了显著的财政赤字“赶超冲动”。基于这些发现，该研究提出了优化财权与事权的匹配关系，强化地方政府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收入的约束与规制，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制度，推进“投资性政府”向“服务性政府”转变等对策建议。
江南大学商学院何未敏通过数理建模与数值仿真研究了地方政府类型与企业行为模式影响最低质量标准规制政策实施效果的机制。研究发现，理性的“法团主义型”地方政府将选择性执行最低质量标准规制；“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地方政府将与企业共谋协定最低质量标准的遵从程度，且企业提供给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越多，其遵从程度越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损失越大。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路瑶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行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与行政分权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但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存在制度的互补性效应，印证了省级政府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的经济事实。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文雁兵在区域异质性视角下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发现较优的地区禀赋能推高地方政府的“援助”程度，较高的人均经济增长水平则会推高地方政府的“攫取”程度，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则可促成地方政府由“攫取之手”向“援助之手”转变。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苑芳凯实证分析了非农收入、政府转移支付和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发现农民非农收入的提高有效缩小了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但政府当前实施的转移支付则拉大了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且经济增长本身并未如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所言显著扩大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
二、法律与市场管制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李树等定量评估了中国的地方环境立法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环境规章显著提高了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但地方环境法规对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却不显著，并因此给出了实施严格环境管制能使中国经济获得环境质量提升和生产率增长“双赢”结果的研究结论，以及强化“选择性执法”督察，提高地方环境法规实际执行效率的建议。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陈刚采用倍差法定量评估了法官异地交流制度的政策效果，发现法官异地交流显著提高了司法效率和降低了地方市场间的分割程度，但这种政策效应可能只是水平效应，而非长期效应，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目标，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司法体制改革。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赵阳等基于威慑理论的基本原理，采用博弈理论框架，分析了文化市场执法中威慑不足困境的产生原因及突破方向，得出了执法机构树立严格执法声誉有助于增强执法效能，文化生产经营单位提高声誉能够强化自我约束，声誉机制的引入可导向良性均衡产生等结论，提出了形成执法机构“强政府”威慑，提升文化市场生产经营单位品牌观与声誉意识，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市场执法等对策建议。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李云森等分析了城乡背景对城市居民收入的影响，发现由农村户籍转迁的城市居民与在城市成长的城市居民在工作单位的规模与所有制性质方面差异显著，并导致了前者的收入显著低于后者，且该户籍背景效应在低学历、低年龄及中部地区样本中尤为显著，揭示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较严重的针对农村户籍背景的歧视。
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张同龙采用全国代表性村庄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村庄选举中村民的投票参与率与村庄公共投资间的关系，发现村庄选举参与率对公共投资有正向影响，且其中完整投票参与率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因而给出了提高选举中村民投票参与水平可惠及村庄社会经济发展的结论。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于文超实证考察了地方官员特征、公众诉求对地方环境治理努力程度与方式的影响，发现公众环保诉求会促成地方政府做出更多的环保努力，省长的年龄、任期显著影响着地方政府的环保努力程度，但省委书记的年龄、任期则显著影响着地区的环保法规数，且省长的来源(本地升任/外地调进)显著影响着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但省委书记来源的相应影响却不显著。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姚耀军研究了地方政府干预银行业的内在逻辑，并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干预推动银行信贷资金流向本区域，进而将导致本地区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及“地方政府干预推动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然而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对银行中介效率的提升作用负向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干预力度”两项命题，提出了进一步理顺财税体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促成商业银行真正商业化的对策建议。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孙涛等从资本流动改善地区总体产出效率角度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对国内资本流动的干预行为，发现地方政府旨在促进属地资本流动的顺市场力量干预能促成单位资本流动的边际产出效率的提高，并缩减该效应的滞后期，而地方政府逆市场力量阻碍资本自由流动的保护主义行为则将阻碍属地单位资本流动的边际产出效率的提高，丰富了地方政府间竞争影响属地经济增长主题的研究文献。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吕晖蓉实证检验了住房金融对城市家庭收入差距存在显著影响的经济命题，并从“财富效应”、“收入效应”、“门槛效应”、“挤出效应”等方面解释了住房金融导向型收入差距的机制，提出了应建立起能引导住房回归“居住”功能的住房金融制度的对策建议。
三、产权制度与产权市场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黄少安提出，与历史上的土地集中未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不同，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土地流转与集中将促成农业的现代化，推动国民经济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的主导扭曲了土地市场，导致了高地价与高房价，但不能以此否定土地的流转与集中；绝大多数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状况都得到了大幅度改善，并且政府给予征地补偿和提供保障是等价的，不能盲目断言当前的征地补偿水平过低。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罗必良发现，“长久承包、确权颁证、加快流转集中”的政策并未显著改变土地分散经营的格局。他因此引入塞勒的“禀赋效应”理念，提出土地并非以农为生的农民的单纯性经济要素，而是被身份化了的人格财产，农民的土地流转也因此并不是单纯的经济物品的交易，而是表达了赋权、情感与权益认知的产权交易。因此，“确权”对于产权交易的意义是不明确的，中国有必要寻找产权主体与客体不可分性条件下的交易机制，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李增刚探讨了土地征收补偿导致的短期负面效应，并在对广东南海、浙江宁波、北京昌平等集体经济资产资本化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征地补偿资本化的理论机理，核算了与当前土地征收补偿水平相当的资本化征地补偿收益水平，得出了征地补偿资本化是保障失地农民获得长期收入和生活来源的可行方案的结论，并分析了土地征收补偿资本化模式的适用条件。
重庆文理学院谷继建通过诸多现实案例分析了经济开放度对少数民族习俗产权制度的影响，发现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少数民族的习俗产权制度也朝向国家法典化产权制度演变，且经济开放度越高，其旧有习俗产权制度的元素消失得越快，并因此提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开发开放，是扬弃民族地区习俗产权制度，使之与国家法典化产权制度相对接与补充的关键。
南京林业大学朱小静等实证研究了农户林权结构与林地流转行为和流转意愿的关系，发现林地拥有权对农户流入林地的行为与意愿存在正向影响，林地流转权对农户流入和流出林地的行为影响不显著，商品林收益权对农户流入林地的意愿与行为存在正向影响，但却与流出林地的意愿负相关，抵押权对农户流入林地的意愿有正向影响，但对农户流入林地的行为影响不显著，林地拥有权、流转权、抵押权和商品林收益权均对农户流出林地的意愿和行为无显著正向影响，并因此提出了赋予农户“用益物权”性质的林地经营权、建立低交易成本林地流转制度、建立激励林地流出的林地流转补贴制度、改进林地林木抵押贷款制度等对策建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袁铖在对传统地租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效实现为分析对象，以形成农业用地地租分配为理论核心，并将制度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来建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地租理论的构想。
江西财经大学袁庆明基于对广州垃圾按月固定收费转向按袋按量收费中产权清晰度与交易费用变化的案例分析提出，明晰产权并不等同于私有化，而且明晰产权需要付出代价，产权的清晰程度将由产权清晰所带来的收益增加和清晰产权带来的交易费用节省的比较决定，虽然我国当前仍有不少问题的解决需要进一步明晰产权，但也不可盲目倡导明晰产权。
四、文化、习俗及交易成本分析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叶德珠等采用GLOBE文化指数和48个国家宏观经济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家文化对储蓄的影响，发现收入、赡养率、社会保障支出和金融市场发展等传统储蓄理论认定的储蓄决定因素对各国储蓄率差异的解释能力非常有限，而GLOBE文化指数变量却能解释储蓄率国别差异中的45%，且其中分别代表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的“未来取向”和“不确定性规避”变量对储蓄率国别差异的解释力最强，并与储蓄率显著正相关，丰富了文化与储蓄之间的经验关系研究文献。
西南政法大学余劲松引入市民资本理念，结合具体案例，采用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从法律和信任两个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物业管理中的纠纷频发问题。研究指出，在物业管理中存在政府和市场的替代，政府退出太快形成的法律空当，市民资本缺乏导致的业主之间、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信任缺乏，沟通与合作困难，是导致物业管理走向业主维权难和物业管理公司治理难双困境的主要原因，走出物业管理纠纷困境既需要健全相关法律供给，也需要涵育居住小区的市民资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史长宽实证探究了市场分割、企业所有制形式和生产率与出口贸易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生产率与国有企业出口显著正相关，但却与外企和私企出口显著负相关，即存在生产率悖论；（2）国有和私营企业出口仍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支持，金融环境对国有和私营企业出口均存在显著的正效应，但对外企出口的影响不显著；（3）补贴收入对国有和私营企业出口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效应，但对外企出口则显著负相关。研究因此提出，应努力消除市场分割的制度障碍、化解私企融资难问题、逐步减少外企超国民待遇。
中南财政政法大学陈勇兵实证分析了不同契约执行效率下进口关税削减给企业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效应，发现进口关税削减能够促成企业TFP提高，且地区契约执行的高效率能够使企业从进口关税削减中获得额外的TFP提高，并据此提出了重视创设制度环境、文化环境、服务环境，提高契约执行效率的对策建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侯建昀实证分析了交易成本、收入水平、区位等对农户农产品销售行为的影响，发现当存在着农产品销售的规模效应、距离专业市场较近、农户拥有较便利的运输工具时，农户将倾向于选择专业市场销售农产品，且随着距专业市场距离的增加，收入水平低的农户比收入水平高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专业市场销售农产品。
西南财经大学龚静构建了一个关于制度质量和距离、服务质量与国家双边出口贸易流量间关系的扩展引力模型，并利用我国对外贸易数据实证检验了该模型。研究显示：进口国制度质量对双边贸易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贸易国间的制度距离(两国制度质量之差)却对双边贸易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口国的服务质量对双边贸易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存在着进口国服务质量影响制度质量，进而影响双边贸易额的机制等。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石琛等从交易费用最小化视角分析了现实中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实施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与农民集体组织自主型模式的形成原因与适用条件，提出应根据交易中增值潜力不确定性、规模、异质性、主体复杂性、非农就业比例和频率，匹配各增减挂钩项目实施模式在对内信息完备性、交易状态的稳定性、启动交易能力、激励交易能力、吸收当地劳动力的能力、管理的可持续性以及协调和冲突解决能力方面的属性特征，选出可有效节约交易费用的模式。
五、制度变迁的比较经济史研究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邓宏图基于近代中日两国制度变迁的比较经济史分析，提出了一个有关国家意识形态取向与财政汲取能力的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指出社会各阶层成员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进而决定了古典国家在内外冲击下能否成功转型为近代国家，并应用该分析框架解释了近代中日两国制度变迁的“路径分岔”。
对外经贸大学王剑锋基于对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分析提出，可用组织动员型经济增长模式概称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其特征是：垂直的政治管理体系，注重经济指标的考核，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分权等。弱化中央的赶超意识，完善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等是纠正地方政府不良增长激励的关键。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雷鸣对中国孝道的历史演化做了较全面的比较经济史分析，并基于该分析构建了一个包含第三方强制者的无限期重复博弈模型，阐释了孝道产生的内在机理与演化稳定性，对儒家孝道的历史演化特别是儒家孝道在近现代社会激烈的文明冲突、文化融汇与共生背景下的转型给出了新解释。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佘脊实证考察了基督教在华传播、城市“条约开埠”对人们孝道行为的影响，发现基督教在华传播显著影响了儒家教化及其行为规范对当代人“孝道”行为的作用机制，但未对“孝道”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而通过城市“条约开埠”引入的正式市场制度却未显著影响人们的“孝道”行为，揭示出在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制度体系环境中，外部引入的正式制度对人们行为选择的影响可能并没有一般想象中的强大，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却可能是不容忽视的。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董全瑞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所需资金来源的比较经济史分析提出，当前通过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二重交易规则、限制农民的权利、生产要素价格双轨制攫取农村生产要素价格红利推进城市化的模式，只是改革开放前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口政策向农民攫取剩余推进工业化模式的路径延续，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源，中国当前应通过加速城镇内部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成城乡医疗保险并轨等措施，以便拆散攫取农村剩余的诸制度间的关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六、机制设计与企业理论
华南师范大学董志强建立了一个激励合约设计模型，揭示了在相对业绩评估中，委托人基于代理人的能力水平操控业绩风险和奖金，从而激励代理人调整努力水平，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机制，并应用该模型解释了业务相同的组织间业绩考核标准精确程度存有显著差异的经济事实，丰富了锦标赛竞争理论文献。
重庆大学田妮提出假说认为，高管薪酬水平不仅取决于显性绩效，也部分取决于隐性绩效指标，且该决定机制是高管薪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作者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一步实证检验了该假说，发现高管薪酬水平不仅反映了他们在显性绩效指标改善上的努力，也反映了对高管在隐性绩效指标改善上的努力的认可，显示出高管薪酬水平部分地决定于那些不能被第三方证实的隐性绩效指标。研究因此提出，简单地限制高管薪酬水平并不能阻止高管薪酬的不合理上涨，相关部门有必要对高管激励实施更全面的监管。
湖北经济学院张青等探讨了信息无法观察时的公共资产配置问题，并援引经典的“成本加成合约”机制，提出了一组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可消除谎报预算规模动机的部门资产配置预算编制规则。
浙江工商大学朱海就把制度维度引入到企业家才能概念中，其主要观点是：企业家异于常人之处在于其不是在给定的制度框架下活动，而是去开创新的制度或改变既有的制度，推动制度的成长；但由于企业家做出的制度贡献不宜用其依托的企业组织的成败衡量，这一更为重要的企业家贡献往往被人们忽视；我国当前的企业家大多仅努力追求着通行法则下的最大化，其所支配的企业只是生产型企业，较少在制度创新方面做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郑辛迎实证考察了市场范围、地区制度质量及金融发展对企业一体化的影响，得出结论认为：企业面临的市场范围越小，地区制度质量越低，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一体化。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金培振实证研究了民间环保、寻租与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发现民间环保诉求的提升倒逼了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并有效削弱了寻租活动对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的负向影响，且当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分位点由低向高推移时，民间环保对其的正向影响也随之变强。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肖忠意利用1999-2009年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IPO 公司募集资金对其雇佣劳动力数量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投入变化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发现缓解IPO公司的融资约束可促成公司上市后增加劳动力雇佣，并进而显著提升IPO公司上市后的市场业绩。
七、制度分析的基础理论与方法
浙江大学史晋川探讨了转型社会中法律与习俗的关系，其主要观点为：（1）当面临社会问题的人群固定，或人群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变时，习俗将固化，反之习俗将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2）习俗与法律的建立与执行的关系可能是契合补充性的，也可能是非冲突性不一致的或冲突阻碍性的；（3）对于不懂法律的人群，习俗的适用及有效性与法律无关，但对懂法律的人群，法律则是习俗的后盾，习俗则是法律更好适用的形式。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黄凯南构建了一个包含结构变迁的多层级演化增长模型。他将经济体描述为一个由多个层级的互动者及其相互作用与影响构成的复杂系统，说明了在选择力量作用下，具有较高适应度的经济特征在系统中的比重上升，促成经济体结构变迁，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并基于该模型提出的对策建议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或调整必须充分考虑技术结构、制度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迁以及这三种结构变迁的互动与耦合。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雷国雄进一步向下分解了人的行为，建立了一个在文字表述上不包含任何社会性假设的经济行为者模型，说明了人类社会的知识交流共享特征，并概括了这些模型中的方法论特征，提出经济研究应从不可能彻底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向方法论演化主义转变。
东北财经大学李怀提出了“制度网络结构”的理念与“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并从制度结构与层次角度提出：制度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制度功能的发挥受网络中其他制度的数量和质量影响；制度网络结构随着节点制度的增加和完善几何倍增式扩张，并呈无限延伸和扩展态势；制度网络结构通过制度之间的配合与协作可衍生出新功能，提升制度的整体效能。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汪毅霖等比较了哈耶克与布坎南的制度范式，提出以个人理性为基础的布坎南制度范式与以人的必然无知为核心概念的哈耶克制度范式虽然代表了制度主义的两幅不同面孔，但由于哈耶克与布坎南思考制度问题立基的层面与时间长度不同，其范式主张也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互补性，可以认为，布坎南宪政改革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哈耶克的文化演化形成的制度为前提的，即是在尊重传统习俗的前提下做出的边际的或局部的制度改革。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