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2期
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西北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19次学术研讨会暨外国经济学说与国内外经济发展新格局”于2011年10月29-30日在西安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外国经济学说与国内外经济发展新格局为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研讨的内容综述如下。
一、外国经济理论新动向
1. 宏观经济中变量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2011年10月将当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萨金特和西姆斯。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华南师范大学方兴起对萨金特的宏观经济中的因果关系论做了评价。他们指出，萨金特所讲的宏观经济中的因果关系特指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指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科学地研究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双向关系，必须分两个层面进行，即现象层面和本质层面。就现象层面来说，假定其它情况不变，仅分析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则两者之间无疑是一种双向的或互为因果的关系。就本质层面来说，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决定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因此，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最终取决于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缓和或激化了这种内在矛盾。总的来看，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现象层面的变化，往往受制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具体表现。基于这一观点，则不难看出萨金特“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不过是用高深的数学语言在复述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理念。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王军系统地评介了西姆斯的理性疏忽理论。他认为，理性疏忽理论修正了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说所隐含的完全信息处理能力的假设，认为经济主体只有有限获取、吸收、处理信息的能力，因而经济主体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也可能导致其做出非最优的选择。由于在获取和处理信息方面能力有限，基于理性疏忽行为所获取的信息就是离散的，这样就导致了粘性信息。疏忽模型会影响经济主体信息集的决定，进而会影响经济主体预期的形成。目前在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经济周期波动等方面，应用理性疏忽模型的文献在迅速增长。
2. 资本主义命运论的再度兴起。面对资本主义经济陷入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命运的大讨论蔚然成风。中国社科院程恩富、上海财经大学朱奎对20世纪资本主义“崩溃”理论进行了评介。他们指出，早在20世纪前20年，西欧学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理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存在足以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那种全面的经济危机。到了20年代中期，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制度实际发展中是否存在“崩溃”趋势？二是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原因。其中主要有消费不足理论、比例失调论、以及二者折中综合论等观点。这些争论在“大萧条”期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格罗斯曼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崩溃”。但是，资本主义最后的“崩溃”只有在一些反作用趋势不再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实际地发生。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左翼学者沃勒斯坦和奥尔曼也对资本主义“崩溃”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预测，认为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已走入绝境，而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秩序”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程恩富、朱奎指出，上述这些理论有新意，但过分强调某一角度和原因，显得有些粗糙和片面。
3.资本主义经济长波论的再讨论。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和新熊彼特派分别构成了两类各具特色、具有明显互补性质的派别。中国人民大学孟捷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认为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SA学派和调节学派强调了制度对于促进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新熊彼特派的佩蕾丝则专注于技术-经济范式和技术革命在其传播中所面临的制度约束。这几种理论对制度分析均有贡献，但也难免有各自的局限。从其性质和功能上看，制度及其变革并不总是为着适应技术的需要，也不总是为着促进持续而快速的积累，它还服务于阶级统治和阶级关系的再生产。现代资本主义从战后黄金年代到新自由主义阶段的嬗变，在许多不同的侧面彰显出阶级力量均势和阶级妥协对于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只有将制度变革所涉及的三个维度统一和协调起来，发展的巨潮才是真正可企及的。
4. 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微观机制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历史检验。北京师范大学白暴力、白瑞雪指出，在纸币体系中，市场价格机制具有三个特征：“纸币的被动性膨胀”、绝对价格“向下刚性”和“向上看齐”规律；在这三个特征的基础上，任何相对价格的调整，都会导致单向的“棘轮效应”，不断震荡，使价格总水平持续上涨。这就是在纸币体系中的微观行为的价格总水平效应，也就是“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微观机制”。微观行为的价格总水平效应有三种具体形式：劳动生产率相对变化的价格总水平效应、市场机制调节的价格总水平效应和需求刚性的价格总水平效应。对于由微观机制导致的价格总水平上涨，货币政策是失效的。
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评价
1．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与会学者就西方经济学数学方法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大家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指出不应将经济学数学化。美国东俄勒冈大学龙斧、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王今朝通过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缺陷是它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其形式上的严密性和精确性高于内容上的现实相关性，简练性、连贯性高于实际含义，那些仍专注于探讨新古典经济学形式逻辑的研究不过是继续加重其对模型的形式结构的强调。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必须建立在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内涵的现实主义基础上。
中山大学朱富强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用复杂性的数理模型或选择性的统计数据为其政策辩护；研究方法上的局部分析思维将本来相互联系的社会整体割裂开来，从而对世界的认知或者流于肤浅，或者流于狭隘。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犯了巴斯夏所称的“只看到了能看见的一面，而没有考虑到看不见的一面”的错误。
2．西方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比较。西北大学任保平、钞小静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观做了比较，指出两大理论体系对发展问题研究的视角、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范式都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发展内在机制的视角入手将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西方经济学主要从具体阶段下的生产力视角研究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依据发展内在机制，通过理论抽象来研究发展问题；西方经济学对发展问题的研究是从应用范式角度展开的。通过比较可知，我们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应当同时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思想，建立科学的发展观。
南开大学王璐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明斯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做了比较，指出明斯基从企业、商业银行、货币当局三个部门入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运行中探讨周期性波动的规律。但是，突出货币金融因素的明斯基却忽略了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因素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这成为其危机理论的一大缺陷，相反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的重要内容。因此，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货币金融关系的信用体系而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根本所在。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西方人口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西方失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失业理论、西方产权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人”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全面、客观、公正评价，取其精华，废其糟粕，为我所用。
三、欧洲国家债务危机与当前国际经济格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欧洲等主权国家债务危机不断加深，由此引发了理论界对债务危机的高度关注，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北京师范大学李翀指出，美国政府债务信用评级下降使美国政府债务问题终于爆发，导致人们对财政赤字观的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财政赤字观发生过从平衡预算到赤字财政，到充分就业的预算盈余，到潜在产值的预算平衡，到预算准则的四次转变。各届美国政府在各自的财政赤字观的影响下，不断地创造了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记录，给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隐患。在世界多个国家发生政府债务危机的情况下，现在是应该重新调整财政赤字观的时候了。
在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方面，深圳市委党校余文烈指出，当前欧债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华尔街金融霸权绑架了整个世界，它们支撑美国庞大开支、帮助美国掠夺全球财富、使全世界为华尔街金融危机埋单。反对金融霸权，改变当前不合理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是当前重建国际经济格局与秩序的首要任务。北京师范大学沈越指出，造成欧债危机的原因在于欧洲大陆国家市场经济的社会模式、欧洲大陆国家的多元民主政治制度、欧洲一体化的不成熟。其源于欧洲特有的政治结构，是经济的政治决策失误的后果。
与会学者认为，从深层次看，造成欧元区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归纳起来有：（1）欧元体系本身的缺陷；（2）不适当的福利国家财政体系导致的生产高成本（高工资、高福利）和经济“惰性”；（3）欧元区各国内外部经济的结构失衡、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4）缺乏生产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国家对本国生产状况和经济结构变化放任自流，导致经济呆滞、收入萎缩；（5）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被片面理解和运用，造成政府财政赤字高居不下；（6）官僚腐败、浪费，造成财政开支有增无减；（7）资本主义的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多党民主制下，不同的党派轮流执政、执政理念各不相同、经济发展缺乏长远的规划和适当的调节机制。
在债务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和带给我们的启示方面，北京大学王志伟指出，危机会导致我国对外贸易萎缩；若欧元区为解救主权债务危机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必然会加剧我国的通货膨胀。危机带给我们的启示：多国和地区的货币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视之，必须仔细审视权衡、审慎行事，否则将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货币政策的决策权与财政政策的决策权是应该相统一的，二者的分离将会给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调控造成困难；一国经济发展不能完全脱离制造业；国家的外汇储备必须多元化。
四、中外财富和收入分配结构与政策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与会学者认为，分配体制的改革虽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我国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并引发了社会经济领域的诸多矛盾，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意义重大。
山东大学臧旭恒通过大量数据和比较研究论述了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现状，指出我国由于初次分配劳动份额比重过低进而导致收入差距大和不平等程度高，收入不均等不仅表现为个人和家庭间收入差距扩大，而且也表现为城乡间、地区间和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我国已经从过去收入平均国家变为收入差距大和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在22个亚洲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最大。
在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方面，中国社科院胡乐明、王杰利用金融危机对我国制造业部门劳动者工资收入影响的调查数据研究指出，金融危机不但提高了总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且拉大了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东北大学张志元指出， 我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原因在于分配政策长期过于强调效率、收入分配过于向资本倾斜、新的分配政策落实不到位。
在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对策方面，与会学者强调，在分配中坚持初次分配切实体现公平、再分配进一步强化公平，合理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在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过大的问题上，国家要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加快城市化步伐，继续促进劳动力由农村地区向城市的自由流动，促进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普遍公平增长，加大中央财政支农力度并注重地区均衡与社会公平，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提高农村低收入居民的工资性收入。
此外，胡乐明教授向与会学者通报了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荣获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奖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