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亮

　　2011年10月27日,由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与台湾东吴大学商学院联合举办的 “海峡两岸金融与资本市场发展创新研讨会 ”在苏州大学举行。来自日本同志社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辽宁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 ,以及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元大证券等金融实务工作部门的专家就后金融危机时期海峡两岸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等问题相关理论研究前沿进行了深入研讨 ,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海峡两岸经济与金融发展等议题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认为 ,虽然 2010年中国工资上涨并非是出现 “刘易斯拐点 ”,但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象会长期存在。这给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了新的契机。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产生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要求。从中国不同区域比较来看 ,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单位劳动力成本加大 ,引发了产业资本的中西部迁移。苏州大学夏永祥教授认为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 ,民工外出打工而亲属留守 ,这造成外出务工人员的精神成本比较高。这也是解释 “民工荒 ”的另一个视角。中国的资源配置由资本配置向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转移 ,农民工“用脚投票 ”机制恰恰说明了经济发展由政府主导走向了市场主导。

　　台湾东吴大学沈大白教授认为与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证券公司的投资回报率较高。两岸在证券与期货业务方面能够取长补短 ,共同提升证券期货业务的发展。

　　台湾台北大学黄美瑛教授发现在 2005~2008年,相对于台湾地区的银行 ,中国大陆的银行经营更有效率。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及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签署后 ,对两岸的银行都有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双赢效果。苏州大学王俊副教授认为两岸以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服务贸易自由化奠定了框架 ,并以服务贸易早期收获计划推动两岸服务贸易自由化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但是 ,两岸服务贸易持久深入的发展仍面临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的制约。

　　二、关于公司治理、风险预警等资本市场议题的讨论

　　南开大学刘志远教授认为股票发行实行询价制度后 ,首日收益率明显降低 ,打新股资金明显减少。但新股 “破发 ”率高达 40%。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改革 ,以增强股票价格的发现机制。

　　西安交通大学冯根福教授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国有经济的比重不能超过整个经济的 1/3。对国资委应当设立监督和制衡机制。苏州大学王光伟教授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垄断利益 ,员工工资福利较高 ,从整体效率而言不如民营企业。因此 ,上市资源应该更多的向民营企业倾斜。

　　中国社科院周中胜博士发现财政分权越不充分的地区、GDP和财政收入增速越慢的地区 ,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干预越强 ,地方政府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更容易获取银行的长期债务融资。同时 ,市场化的进程并不必然伴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降低。以财政分权和 GDP相对增长绩效为特征的地方官员行政晋升激励机制是影响我国信贷资金配置的重要因素 ,而市场化的加深并不必然减少政府的干预而提高信贷资金配置的效率。中山大学罗党论副教授认为在企业受到融资约束时 (如资信评级低、规模小的公司 ),企业的政治关系对获得银行授信额度的影响才显著。中国人民大学程华副教授认为双边市场中因为双边用户间网络外部性的存在 ,客户基础的建立和扩大是平台企业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台湾东吴大学谢永明副教授发现台湾地区 2008年至 2010年上市 (柜)公司每股账面价值及每股盈余对股价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信用评级对股价则有显著负向影响。苏州大学王则斌教授发现 2006年至 2010年高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增持公告日前的累计超常收益率为负数 ,而高管减持公司股票在减持公告日前有显著的正累计超常收益率 ;高管增持上市公司倾向于提前披露坏消息 ,或延迟披露好消息 ,而高管减持上市公司则相反 ;高管在增持股票过程中存在负向盈余管理行为 ,而在减持股票过程中存在正向盈余管理行为。

　　三、关于人民币内外价值等议题的讨论

　　瓦尔拉斯理论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子江教授探索了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从线性到非线性演化历程,证实人民币购买力平价在中期 (15年)(1997年 1月~2011年2月)成立 ,为人民币汇率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动态行为特性的理论假设提供了事实支持。南京农业大学林乐芬教授认为人民币汇率是造

　　成美中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 ,但并不是主要原因。在贸易分工全球化的格局下 ,美国国内的经济水平以及自身不合理的贸易体制才是改善美中贸易逆差的关键所在。

　　国信证券俞开江博士认为人民币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国内价格链中的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传递程度和速度 ,是决定国内物价水平走势的一个关键因素。短期内 ,升值人民币汇率是遏制当前输入型通胀的权宜之计 ,而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和优化 ,降低国际大宗商品依赖程度才是长期战略选择。

　　苏州大学乔桂明教授认为利率和汇率的变化对我国银行股超额收益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同时发现与利率和汇率相比 ,市场因素对银行股超额收益变化的影响更加重要。苏州大学王怡副教授认为破解人民币的困局必须调整经济结构 ,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则是转变政府职能 ,变 “国富 ”为 “民富”,真正让消费拉动经济。

　　四、关于银行、信贷与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

　　辽宁大学赫国胜教授认为目前存在地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设立区域不平衡 ,资本市场公开上市缓慢等问题。为此 ,地方商业银行需要加强改革 ,尽早满足跨区域经营的各项条件 ,以并购重组、参股等多种形式实现跨区域经营。苏州大学孙文基教授认为目前中国企业的融资结构更多的由间接融资走向直接融资 ,并且产业也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而在东部地区依然有很多的商业银行来开设分支机构 ,这是否又会加大金融风险 ?苏州大学万解秋教授认为本次金融危机后 ,政府财政扩张对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影响巨大 ,货币政策失效难以避免。我们需要关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与机制。

　　台湾东吴大学林炳文教授分析了台湾地区五家民营银行的效率问题 ,认为台新银行与玉山银行技术无效率的原因为规模无效率 ,它与分行数、员工数及固定资产等无效率运用有关。

　　苏州大学王敏副教授借鉴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活动控制权分布情况 ,提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 ,应慎重选择投资方式、确定合适的控制强度、不放弃掌握合资企业的实际控制权等。苏州大学韩坚副教授提出用系统方法思路解决我国碳金融发展中的困境,实现碳金融与低碳经济的 “联动效应 ”。

　　苏州大学陈作章副教授认为苏州地区在种子期高科技企业债权融资存在薄弱问题 ,其原因是由于商业银行债权融资中风险收益不匹配状态所致。苏州大学杨天翔副教授指出苏州中小文化产业仍然面临投融资困难的现实问题 ,并对国内文化产业金融创新的整体发展态势进行了剖析 ,提出以创设 SPV打开文化产业金融创新局面以及完善苏州文化产业金融体系的设想。苏州大学朱雪珍副教授认为苏州应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目标 ,大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 ;以资源配置为主线 ,构建全球化的生产体系 ;以创新政策落实为抓手 ,优化完善自主创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