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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暨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2021)开幕式上的致辞和演讲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为积极推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和助力中国经济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2021年度“经济研究·高层论坛暨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于10月22—23日在北京成功举行。本届论坛由经济研究杂志社和经济学动态杂志社联合承办,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经济思想史学刊》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协办,主题为“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迈向新征程的中国经济”。


高培勇副院长致辞并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在开幕式上致辞并演讲。

  高培勇副院长在致辞中指出,“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开始于2017年,“经济研究·高层论坛”开始于2018年。这两个论坛的特别之处就是以期刊名称命名,并且由两个杂志社负责承办,意在凸显我们学术期刊发挥学术研究的窗口和学术交流的平台的特殊功能。

  他感谢四年多来参加各届论坛的各位嘉宾,他们的到来,是对这两个论坛的认可,对两个刊物的认可,对经济研究所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研究的认可。同时,他感谢四年多来参与论坛筹办工作的两个杂志社的同事与经济研究所的同事,以及本院其他单位的同事,包括其中已经退休的同事。

  高培勇副院长在演讲中指出,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迈向新征程的中国经济”,该如何理解和认识“三新”,几个问题可能需要注意。

  其一,新阶段和新时代是怎样一种关系。不少人把新时代和新阶段混为一谈了。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这样一种表述已经非常清楚地界定了新时代和新阶段之间的不同点。当我们意识到新发展阶段就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我们必须讲,新发展阶段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中的一个阶段,也覆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当中。因此很有必要把新发展阶段的时间分界线界定在今年——2021年,也就是说,新发展阶段是从2021年开始的。我们做理论研究的人,举凡涉及到“新”的概念的时候,必然要从相对意义去理解其典型特征以及系统性差异。

  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提出的,当明确了新发展阶段的时间分界线是2021年,2021年也就是我们理解新理念、新格局的时间分界线。这一点不是一般的重要,而是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只有以2021年作为时间分界线,才能把新发展阶段区别于既往的显著特征和系统性差异说清楚、讲明白。比如,有别于既往,新发展阶段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发展阶段面临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新发展阶段仍然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把握机遇和识别挑战的难度在增加。这些都只能从2021年与以往的比较当中才能说清楚。

  其二,只有以2021年作为时间分界线,才能将新发展阶段所必须贯彻的新发展理念和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之间的差异或变化讲清楚、说明白,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到今天这十个字的表述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新发展阶段贯彻这十个字,和以往有什么区别?总书记“七一讲话”中关于“三新”的表述是这样的:“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要特别强调坚持三个维度:其一是从根本宗旨把握,其二是从问题导向把握,其三是从忧患意识把握,这是有别于以往的不同之处。原来我们的表述是“四更”: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随着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表述已经变为“五更”,添加了:更为安全。这也是相对于2021年之前的一个突出变化。

  其三,只有以2021年作为时间分界线,才能将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讲清楚、说明白。比如,总书记讲,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这实际上讲的是它绝非局限于经济领域,止步于国民经济循环层面的畅通。畅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的之一,但不是最本质的特征。所以我们必须跳出就经济论构建新发展格局,就畅通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维局限,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此外,有别于既往,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直在强调是一项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这意味着它绝非局限于经济领域、止步于宏观调控层面的对冲性操作。如果把构建新发展格局理解为一种宏观调控举措,理解为一种逆周期调节性质的对冲性操作,就难以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我们在1998年、2008年反东南亚金融危机、反国际金融危机的这种差异讲清楚、说明白。

  其四,“三新”间的内在联系,要分别从它们所揭示的实质内容加以把握。“三新”分别讲的是不同的事情,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新发展阶段,新在发展目标上,新在发展环境上,新在机遇和挑战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上。讲发展目标,实际上讲的是高处不胜寒。讲发展环境,讲的是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讲把握机遇和迎接挑战,讲的是难度在增加。这些实际上所折射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安全的分量在加大,安全的意义在凸显,我们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新发展理念之新,新在必须完整、准确、全面加以贯彻,必须把发展和安全一起谋划。新发展格局之新,新在大不相同于以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其核心要义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考量。

  高培勇副院长认为,当今天围绕着这“三新”来展开一系列相关经济问题的讨论和论述时,其前提和基础是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和理解这“三新”的基本内涵。只有从新发展阶段和新时代的区别和联系中加以把握,只有立足于以2021年作为时间分界线来加以把握,只有从这“三新”之间的内在联系上去加以把握,我们才可能把迈向新征程的中国经济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说清楚、讲明白。这是我们经济理论界应该承担的一个重要的职责。

(整理:倪红福、何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