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列格·伊茨霍基对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
——2022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张 延 夏从灵 宋恒旭
奥列格·伊茨霍基（Oleg Itskhoki）
一、生平与贡献
奥列格·伊茨霍基（Oleg Itskhoki）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因其对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理论的突破性贡献，被美国经济学联合会（AEA）授予2022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伊茨霍基1983年出生于莫斯科，2003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2004年在俄罗斯新经济学院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200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博士毕业后，伊茨霍基开始就职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经济学部，一年后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与国际事务系助理教授，2015年晋升副教授并获得终身教职，2017年晋升为教授。从2019年开始，他加盟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自2010年以来，伊茨霍基还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和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此外，他还担任著名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ER）的副主编。
伊茨霍基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其中，他对货币与汇率的传递机制、国际贸易和劳动力市场领域内一些问题做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
在国际金融领域，他颠覆了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汇率难题的解释，并在现代国际宏观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建立了理解汇率变动的新概念框架。基于一般均衡的汇率模型，他分析了汇率波动在宏观经济层面的传递机制，指出是金融市场的噪音而非经济基本面更可能是汇率波动的主要驱动力。这套新的框架不仅拓展了标准的国际宏观真实经济周期（RBC）模型，还成功联系了金融市场充满噪音交易的主要特征，对理解汇率传递的不完整性，进而帮助制定最优的汇率政策至关重要。
在国际贸易领域，伊茨霍基的研究揭示了贸易与国内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将企业与工人的异质性引入经典的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他指出贸易自由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并非简单的单调关系，而是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基于这套模型，伊茨霍基对微观数据进行了结构化的参数估计，从而为贸易摩擦、收入不平等、最优经济政策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严谨的定量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伊茨霍基对经验和理论工具的运用也十分娴熟，不仅特别擅长对国际宏观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和分析，而且能够结合对大量现实数据（如海关数据、雇主-雇员匹配数据等）的经验分析，给予深刻的经济学洞见，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对经济现象进行巧妙的刻画与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伊茨霍基的累累成果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功，也是以其导师赫尔普曼为首的国际贸易学派的成功。赫尔普曼是新贸易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为这些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伊茨霍基的其他合作者如斯蒂芬·雷丁（Stephen Redding）、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伊曼纽尔·法尔希（Emmanuel Farhi）、本杰明·莫尔（Benjamin Moll）等人也都是曾就读或任职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学者，共同为现代国际贸易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完善做出了突出贡献。
本文将主要介绍伊茨霍基在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并梳理其丰富的理论与实证成果，借以理解其对汇率传递机制、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等问题的突出贡献。
二、揭开汇率传递机制之谜
汇率在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领域具有关键地位。长久以来，分析一般均衡状态下的汇率动态变化都是国际宏观领域的一项基本议题。然而，在真实数据中观察到的汇率往往波动性高，并和消费、产出、通货膨胀等其他宏观变量缺乏高度相关性。汇率变化的上述特点被称为汇率与宏观变量的脱节（disconnect）。这将衍生出一系列国际宏观模型不能与经验数据相匹配的“谜题”，给相关研究带来诸多挑战。为了解答汇率脱节之谜，伊茨霍基开创性地将金融市场分割等摩擦性因素引入到国际宏观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并建立了解释汇率脱节的新概念框架，从而给经典的汇率难题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
（一）历史上的汇率之谜
20世纪80年代起，以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为代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被广泛地应用到诸多国际宏观问题的研究当中。在该类模型中，汇率构成了至关重要的价格体系。特别是在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中，汇率起到了传递外部经济体冲击的枢纽性作用，故在理论上应当与其他的宏观经济变量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然而，米斯和罗戈夫率先指出并总结了汇率脱节现象，被称为米斯-罗戈夫汇率脱节之谜。他们测试了许多经典的预测汇率的结构化理论模型，并比较了美元、英镑、马克等多种货币的真实汇率数据，发现基于经典理论模型预测的汇率与实际的汇率数据相比差距甚大。具体而言，名义汇率近似服从一个随机游走过程，与其他同期的宏观变量并不总是相关的，并且其波动程度往往要高出许多基本的宏观变量（如消费、产出和通货膨胀等）更多的数量级。在后续的文献中，类似的汇率脱节现象被更多的研究者所重点关注和反复证实，但并未形成完善的一般均衡下的理论框架来对该现象进行合理解释。
更为糟糕的是，除名义汇率外，即使是考虑了本国物价水平的真实汇率，依然难逃汇率脱节的影响。真实汇率与名义汇率一样具有较大的持久性和波动性。首先，真实汇率实现均值回归的速度相当之慢，其半衰期甚至可达三至五年，远超经典的价格黏性理论值。其次，真实汇率相对于购买力平价水平存在着明显的短期波动，并且其频率和幅度都相当之大，一般程度的真实冲击如资产组合偏好的变化、短期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及货币冲击都无法很好地完整解释如此剧烈的波动现象。此外，在贸易条件、国际风险分担、利率平价等其他国际宏观研究话题中，亦存在理论难以解释的汇率脱节现象。
即使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摩擦相对较小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采取浮动汇率的发达经济体中，上述汇率脱节及衍生出的各种相关“谜题”也依然广泛存在。此外，在理论上更具有挑战性的是，既有的国际宏观一般均衡模型在尝试解决一种“谜题”的同时，往往会让其他的“谜题”偏离得更多。于是在国际宏观领域，总是缺乏一个能真正捕捉到汇率特征、完美兼容所有“谜题”的大统一框架。考虑到汇率在国际经济学中的基石性作用，汇率理论的不完备将对后续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证研究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二）伊茨霍基的解决方案：市场分割理论
为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解决汇率脱节问题，伊茨霍基及其合作者拓展了标准的国际宏观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加入了金融市场噪声波动、套利交易者等因素，成功解释了汇率变化与宏观经济基本面背离的内在机制，巧妙地刻画了汇率传递具有不完整性的特征，形成了著名的市场分割理论。他们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在传统的开放经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生产率冲击或货币冲击会产生逆周期的汇率变化，从而导致了上述汇率“谜题”。而在不完备金融市场下引入金融市场的冲击则可以很好地弥补既有理论的缺陷。于是，在《一般均衡中的汇率脱节》一文中，伊茨霍基和穆欣证明，引入金融市场冲击不仅可以同时解释上述所有汇率“谜题”，与真实数据中汇率波动性高、与宏观变量相关性低的特点相匹配，而且可以在不牺牲标准国际宏观理论分析框架的同时，成功地嫁接汇率脱节现象。
伊茨霍基等认为，汇率脱节的机制依赖于两个重要摩擦因素：一个是产品市场的本土偏好（home bias），另一个则是违背利率平价定律的不完备金融市场。于是，他们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引入了含有噪音交易者和套利限制的分割化金融市场。在该模型中，金融市场分割使得家庭只能自由交易债券等本土的资产，若想交易外国资产，则必须通过作为金融中介的套利交易者来完成。由于这些套利交易者承担着汇率波动风险，并具有风险厌恶特征，故其中介行为会要求更多的风险溢价，从而打破了均衡情况下的无抛补利率平价原则。于是，在外部冲击引起的汇率波动向其他宏观变量传递的过程中，汇率波动的风险被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套利交易者更多地承担，而在本土偏好的设定下，国内产品的消费不能被进口产品所完全替代，故其余的冲击在向国内实体经济传递的过程中又被本土产品偏好所进一步稀释。
在一个充满金融冲击的开放经济环境下，无须更多特定的假设，这样的一个不完备金融市场即可捕捉到汇率动态变化的相关特性，这体现了汇率的金融属性。而在汇率变化向其他宏观变量传递的过程中，伊茨霍基等证明，仅仅依靠本土偏好的相关设定即可阻止汇率波动向宏观经济的过度传递，从而很好地解释了汇率与宏观变量的脱节现象。这样的一套机制解释完整、简单、稳健，具有一般性又足够有效。当然，为了研究的严谨性，伊茨霍基等也考察了其他可能导致汇率传递不完整的因素，比如各类价格黏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了模型的结构化参数估计的校准效果。结果表明，在拓展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下，本土偏好和金融市场因素特别是市场分割导致的金融摩擦对汇率波动的产生和向宏观经济的传递至关重要。
（三）研究简评
伊茨霍基等提出的市场分割理论通过回答每个汇率脱节引发的国际宏观中的“谜题”，明晰了汇率与经济基本面之间脱节的根源。他们并没有摒弃经典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框架，而是富有建设性地将金融市场分割理论引入开放经济下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进而成功搭建起一套分析汇率波动在宏观经济层面传递机制的新概念框架，对国际宏观理论模型的完善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伊茨霍基等所提出的市场分割理论在解释购买力平价之谜方面，不仅弥补了在实证研究中传统价格黏性理论的均值回归周期与数据不一致的缺点，而且还开创了一条更加完善的解释机制。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随着各个国家的外汇政策从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转变，人们观察到实际汇率波动与名义汇率波动同时急剧增加，这一现象便是著名的“穆萨之谜”。事实上，“穆萨之谜”在国际金融领域中被经济学家视为“货币非中性”的核心证据，在过去通常用价格黏性理论来解释：货币冲击引起名义汇率的变化，并通过价格黏性传递至其他宏观变量。然而，无论是基于时间序列还是基于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都显示，仅依靠价格黏性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在最近的工作论文《再论穆萨之谜》中，伊茨霍基和穆欣利用美国和其他G7国家及西班牙的数据，在验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名义和实际汇率波动同时增加的基础上，还发现其他宏观变量（如名义通货膨胀、消费和产出等）都没有太大变化。他们把这种典型的汇率传递不完整的现象称为“拓展的穆萨事实”。
“拓展的穆萨事实”不仅否定了基于黏性价格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也同时否定了灵活价格下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缺乏波动的特点与货币中性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不一致，而消费和产出等实际变量缺乏波动的特点则与黏性价格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不一致。所幸的是，伊茨霍基等所提出的市场分割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拓展的穆萨事实”。首先，在引入金融市场的分割和限制套利后，大部分的名义汇率风险由一组金融中介机构持有。因此，即使在价格完全灵活的情况下，货币制度的变化也会通过金融市场产生实际影响，从而同时影响名义和实际汇率的波动性。其次，金融中介的存在使宏观变量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敏感度下降，因此宏观变量的波动便主要由生产率冲击决定。尤其是，当经济体开放度较低时，由汇率波动直接传递到宏观变量的影响会进一步减弱。伊茨霍基等的研究强调了金融市场分割导致的“货币非中性”，为国际金融体系下价格机制的形成与变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三、汇率传递不完整性的微观证据与理论机制
如果理论模型中的汇率如被驯服的羔羊，那真实世界的汇率就是让人难以捉摸的脱缰野马。在有些时候，汇率的波动能很快传递到实体经济，而更多的时候则是伴随着复杂的、异质性的阻力影响。上文提到的历史上的汇率脱节现象也正是汇率传递不完整性的外在表现。弄清汇率传递不完整性的微观机制对于理解经济冲击在各国之间的传递过程、进而制定最优的汇率政策至关重要。事实上，早在提出市场分割理论作为诸多汇率“谜题”的统一解释之前，伊茨霍基就从纷杂的现实数据当中洞悉了汇率传递的不完整性，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和理论研究。
（一）测度汇率传递的不完整性
要想研究汇率传递的不完整性，首先要对汇率传递的效率进行度量。在《价格调整频率与传递机制》一文中，伊茨霍基与戈皮纳特使用美国进口产品价格的微观数据证明，价格调整频率较高商品的汇率传递效率更高。为了测度汇率传递效率，作者首先按照价格调整频率的高低将进口商品分成若干组，在每个组中进行测量。其次他们提出了终身汇率传递效率和加总的长期汇率传递效率两种估计方法。
终身汇率传递效率由以下微观层面的回归方程来估计：
加总的长期汇率传递效率的估计方程为：
无论采用哪种测量方法，伊茨霍基等都发现，价格频率越高的组，其汇率传递率越高，且该结果对于分组数量和样本的选择都是稳健的。
（二）汇率传递不完整性的理论机制
价格调整频率与汇率传递效率呈现稳定正相关的典型事实激发了学界对汇率传递不完整性的思考：传统的价格黏性理论可能是不完善的，因为其对真实刚性的讨论较少，并且往往假设汇率传递效率是固定的；但实证数据中发现汇率传递效率是可变的、异质的，且易受到各种真实刚性因素影响。那么，探索汇率传递的不完整性既要从各种真实刚性因素造成的微观摩擦机制出发，又要关注实证数据所揭示的各种异质性现象。
于是，基于对汇率传递效率的度量工作，伊茨霍基及其合作者在一系列论文中对汇率传递效率的微观异质性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讨论，并提出了影响汇率传递不完整性的三种关键的微观摩擦机制——可变加成，中间投入品进口份额与产品出口市场份额，以及内生的计价货币选择。并且，他们同时还运用了精湛的建模技巧和前沿的定量分析方法对这些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接下来将重点介绍这三种影响汇率传递效率的重要因素，并从伊茨霍基的研究历程中窥得其将微观实证证据和理论模型紧密结合的研究精髓。
1.可变加成与定价“策略互补性”。在早期研究中，伊茨霍基与戈皮纳特就已经证明了可变加成会通过影响企业利润函数的曲率来同时影响价格调整频率和汇率传递效率。一般而言，企业利润函数的曲率决定了面对冲击时企业进行价格调整的难易程度。不过，利润函数的曲率毕竟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还有什么具体的微观机制会通过企业可变加成的渠道来影响汇率传递效率呢？在《国际冲击、可变加成与国内价格》一文中，伊茨霍基等从不同企业间定价的“策略互补性”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可变加成的作用。
顾名思义，企业定价的“策略互补性”衡量的是，当竞争对手企业的产品价格变化时，本企业产品的价格调整弹性。面临这样的冲击，本企业是选择快速跟进还是我行我素？是否会具有异质性的差别？基于比利时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库，伊茨霍基等发展了一套理论框架和实证策略来解答这个问题。他们发现企业间的定价策略表现出明显的互补性，企业产品价格对竞争对手价格变化的调整弹性为0.4，对自身成本冲击的调整弹性为0.6。此外，这些弹性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具有很大的异质性：大企业定价的策略互补性更高，且其产品价格更不易受到成本变化冲击的影响，两类弹性都接近于0.5；小企业在价格设定方面没有表现出策略互补性，并将其边际成本冲击几乎完全转嫁到价格中。由于大企业虽然数量不多，但占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因此形成了数据中的平均弹性。
企业层面策略互补性的异质性和外部性有助于解释实证文献中发现的汇率对国内价格的低传递。当诸如汇率贬值的国际冲击发生时，大型企业是受冲击影响最大的企业，但他们较低的调整弹性使成本冲击只部分地传递到价格中。而小企业受冲击的影响较小，且几乎没有策略互补性，因此没有充分地提高价格来抵消大企业的调整。因此，大企业加价的减少转化为总加价的减少，削弱了汇率对国内价格的传递。
2.中间投入品进口份额与出口市场份额。在《进口商、出口商与汇率脱节》一文中，伊茨霍基等就中间投入品进口份额与出口市场份额对汇率传递效率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细致探讨。
首先，伊茨霍基等注意到国际贸易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大的出口商往往也是大的进口商，但传统关于汇率传递的文献大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他们进一步通过比利时进出口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对于进口密集并且出口市场份额较高的企业，汇率波动传递到其出口价格的效率往往更低。他们通过数据和实证结论敏锐地洞察到，高进口份额和高市场份额很可能分别从成本和收益两个渠道构成了这类外贸企业的出口价格免受汇率波动直接冲击的护城河。据此他们进一步建立了包含可变加成和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选择的寡头竞争模型。在该模型中，进口份额从生产端影响边际成本的弹性，而市场份额从需求端影响边际加成的弹性，于是进口份额和市场份额共同构成了一组可以解释企业间汇率传递效率异质性的充分统计量。他们同样对理论模型进行了结构化的参数估计，发现小的非进口密集型的出口企业更容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而大的进口密集型的出口企业能够减少大约一半的汇率波动的影响，并且边际成本渠道和边际加成渠道对此贡献大致相当。
3.内生计价货币选择。在国际金融与贸易领域，计价货币的选择对理解汇率传递渠道、制定最优货币和外汇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传统模型中，大量评估外汇政策的文献都将计价货币的选择看作外生给定的。这种外生化的设定一般源于名义价格刚性的设定。在名义价格刚性的设定下，进口商品若以外币计价，则完全受到外汇波动冲击，若以本币计价，则完全不受到外汇波动冲击。那么给定外生的计价货币选择，则汇率传递效率也变得完全外生，这明显与汇率传递不完整的事实相悖。
针对以上问题，在《计价货币选择与汇率传递》一文中，伊茨霍基等从实证和理论两个角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首先，他们使用美国进口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美元计价和非美元计价商品的汇率传递效率存在着显著差异：前者的汇率传递效率仅为25%，汇率传递的不完整性非常明显；而后者则达到95%，汇率接近于完整传递。于是，他们提出了内生计价货币选择的动态模型，认为企业会根据其想要的价格和汇率传递选择计价货币。
而在《占优货币：企业如何选择货币计价方式及其重要性》一文中，伊茨霍基等进一步用比利时企业数据分析了内生计价货币选择的问题。在模型部分，该文综合考虑了可变加成、中间投入品进口选择和内生计价货币选择三方面因素来刻画价格的渐进调整过程。结果发现，影响汇率传递下的价格调整弹性因素也同样会影响企业进行计价货币的选择。比如，小的非进口密集型企业的出口商品更倾向于用本币计价且汇率传递效率更高，而大的进口密集型企业的出口商品的表现则恰恰相反。此外，外币价格黏性也会有显著的长期影响，但持续性会逐渐减弱。
（三）研究简评
伊茨霍基及其合作者针对汇率传递不完整性的一系列研究对于汇率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汇率传递不完整性的测度，不仅为汇率传递不完整性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证据，也成为目前研究汇率与宏观波动关系的重要实证方法。此外，伊茨霍基提出的可变加成、中间投入品进口份额与出口市场份额，以及内生的计价货币选择也成为目前理论上解释汇率传递不完整性的三大重要渠道，为深入理解汇率的微观传递机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透过汇率传递的微观机制，我们还能从伊茨霍基的研究中总结出以下重要的研究结论：第一，在面临国际冲击时，企业的可变加成会成为重要的缓冲渠道，并通过微观机制上的“策略互补性”在宏观上形成汇率变化向本土价格体系低效传递的阻尼现象。第二，中间投入品进口份额与出口市场份额会分别通过影响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弹性对不同类型的企业产生异质性的影响，汇率传递效率的降低更多地由进口密集型的大型出口企业驱动。第三，计价货币的选择更多的是外贸企业内生决定的结果，而不同计价货币的选择会对汇率传递效率产生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其中，大的进口密集型企业会更倾向于将其出口商品采用外币计价，从而进一步降低汇率的传递效率。
四、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
20世纪以来，全球化背景下贸易开放带来了世界经济的繁荣，许多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然而，伴随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国内收入不平等问题在各个国家也变得日益突出。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群体内工资不平等增加的趋势。这是传统国际贸易模型如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的现象。
伊茨霍基及其合作者在企业异质性的框架内建立了一套理论模型，在一系列论文中系统地讨论了出口贸易与工资收入、就业和福利等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揭示了非单调的变化规律。这在理论上是全新的贡献，接下来本文将重点介绍伊茨霍基等关于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理论与实证工作，以厘清其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具体的实证发现。
（一）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内在逻辑
在假设企业和劳动者异质的理论框架下，劳动力市场摩擦是对外贸易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内在机制。在存在异质性的劳动力市场摩擦的情况下，更高生产率的企业会有更高的劳动力要素需求，本身就会更倾向于付出更高的工资水平，从而产生一定的工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会因为市场摩擦而无法被轻易消除。而贸易自由化在带来经济效率提升的同时，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的选择作用会导致资源进一步向更高生产率的企业倾斜，从而对工资和失业水平在异质性劳动者之间的分布产生重新分配的影响，加重了工资和失业的不平等问题。
基于以上逻辑，赫尔普曼、伊茨霍基及雷丁在《全球化经济下的不平等与失业》一文中提出了在国际贸易中解释收入不平等的新框架。在文章中，他们将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过程和劳动者能力的异质性引入到经典的开放经济下的动态产业模型中，建立了赫尔普曼-伊茨霍基-雷丁（HIR）模型，重点强调了企业和劳动者异质性、劳动力市场摩擦与出口市场的选择作用的影响。他们证明，异质性摩擦导致的重新分配效应在截面和时间维度都是非单调的（non- monotonic）。从截面上来看，高能力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会增加更多，而中等能力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则可能会因此减少；从时间维度来看，这种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在贸易开放初期会逐渐提高，而后又会随着贸易程度的深化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其中的转折点取决于企业选择出口的生产力阈值。
可以看到，劳动力市场摩擦是揭示贸易、失业与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劳动力市场刚性、贸易与失业》一文中，伊茨霍基与赫尔普曼通过构建含有劳动力市场的搜索—匹配摩擦、工资议价与产品差异性的两部门—两国家模型，针对性地探讨劳动力市场的异质性摩擦如何影响国际贸易中的失业与社会总福利。结果显示，在异质性市场摩擦之下，劳动力市场的刚性程度对贸易、失业和社会总福利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影响。对贸易而言，差异化产品部门具有更低劳动力市场摩擦的国家会成为差异化产品的净出口国，这是对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模型的一种重要补充。关于失业，如果一个国家差异化产品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摩擦越小，那么失业率就会随着贸易开放而提高，反之则降低，这说明较低的劳动力市场摩擦并不能保证较低的失业率。对于社会福利，尽管两个国家都能同时从降低差异化部门劳动力市场摩擦中受益，但倘若只有一个国家降低差异化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摩擦，则会导致其企业的竞争力提高。这改善了外国的贸易条件，但也会把外国企业从差异化产品部门挤出。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超过了贸易条件的影响，导致劳动力市场摩擦降低的国家的福利增加，而其贸易伙伴的福利减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传统的比较优势模型中，只有贸易条件的变化主导着结果。
（二）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实证分析
除了理论模型方面的贡献，伊茨霍基及其合作者还发展了一套分解并量化工资不平等来源的方法。在《贸易与不平等：从理论到估计》一文中，伊茨霍基等结合巴西劳动力市场精准的雇主-雇员匹配的微观数据，利用方差分解和固定效应回归方法，总结出若干关于工资不平等的典型事实。首先，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理论强调贸易对部门和职业之间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他们发现无论是对于不平等的水平还是不平等的增长，大部分的工资不平等是在部门和职业内部产生的。其次，方差分解显示这种工资不平等主要由企业之间而不是企业内部的工资不平等驱动，这说明企业异质性的影响更加重要。此外，这种不平等与企业规模及贸易参与度高度相关。比如，尽管非出口企业和出口企业的工资和就业分布有很大的重叠，但规模较大的企业平均而言支付较高的工资；即使控制了规模，出口企业的平均工资也高于非出口企业。最后，工人的可观察特征和剩余部分对总体工资不平等的水平和增长的贡献大致相同。作为补充，在《工资不平等的来源》一文中，伊茨霍基等使用瑞典的雇主-雇员匹配数据和贸易交易数据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考虑到巴西和瑞典具有不同的制度背景和技术水平，这一结果的相似性表明工资不平等可能存在值得注意的系统性特征。
关于数据的这些特征，赫尔普曼、伊茨霍基及雷丁在《贸易对不同能力劳动者的不平等效应》一文中也有所阐释。他们扩展了前文所述的HIR理论模型，并强调了企业三个方面的异质性：生产率、人力资源管理（筛选工人的成本）和固定出口成本。其中，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推动了企业就业规模和出口状况的差异，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会雇用更多的工人，更有可能出口并支付更高的工资。另外，筛选效率较高的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多的选择，也更有优势，因此支付更高的工资，更有可能出口。不过，较高的筛选效率不仅导致了更大的经营规模，同时也增加了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选择性，其净效果是减少就业。而出口成本的异质性使得一些小规模低工资企业能够在出口中获得利润，而一些大型的高工资企业则只为国内市场服务。
利用理论模型的结构，他们推导出关于企业就业、工资和出口状况的简约式计量模型，并使用三种不同的估计方法（极大似然法、广义矩估计和半参数选择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当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通过降低出口成本、增加贸易向开放经济体转变时，均衡下的工人对数工资标准差将增加10%左右，这与巴西1986—1995年关税降低期间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数据显示的结果高度吻合。在解决内生性的同时，这些实证结果为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微观证据。
（三）研究简评
伊茨霍基及其合作者通过巧妙地构建异质性宏观一般均衡模型，更加精准地解释了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的复杂机制。同时，伊茨霍基也非常重视理论和实证数据的结合。针对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问题，伊茨霍基及合作者结合劳动力市场丰富的微观数据，进一步验证了其理论模型的内在逻辑，给予我们许多发人深省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伊茨霍基及其合作者关于国际贸易中异质性摩擦导致的非单调变化的收入不平等的相关结论主要依赖于理论模型的数学推导，但在后续的研究中，伊茨霍基及其合作者也结合丰富的数据校准和验证其理论模型，如在《全球化、不平等与社会福利》一文中，伊茨霍基等利用美国国税局收入分布数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信息，对美国1979—2007年间的模型进行校准，并证明贸易引起的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的增加侵蚀了大约20%的贸易收益。
此外，HIR理论模型强调了对外贸易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渠道影响工资不平等：其一，由于存在选择效应，高生产率的企业可以同时拥有大量的就业和高工资，更有可能实现规模化的出口；其二，由于存在市场准入效应，出口也会给企业带来更高的就业和工资。因此，给定生产率，出口企业可以拥有平均能力更强的劳动者，并支付更高的工资。尽管贸易领域的早期经典理论文章《贸易对产业分配与整体生产力的影响》就强调过贸易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选择效应，但在包括Melitz（2003）在内的一系列研究异质生产率企业的理论文献中，上述的两种影响渠道通常没有被分开。这是因为在不存在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摩擦的情形下，企业的生产率完全可以预测出口状况，从而过度简化了贸易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渠道。与之不同的是，伊茨霍基等的框架特别强调了这两种效应之间的区别，从而更全面地刻画了企业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双向因果关系。
五、考虑异质性市场摩擦的最优政策分析
国际经济中出现的各类要素和产品市场摩擦对经济运行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缺乏对市场摩擦特别是异质性摩擦的分析将导致传统的最优政策分析存在缺陷。在考虑摩擦因素的基础上，伊茨霍基的研究对国际贸易中的各类政策进行了重新分析。下文主要就金融摩擦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最优发展政策和基于粒状比较优势的外贸政策进行简单介绍。
（一）最优发展政策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何通过调节产品和要素市场来更好地加速经济发展？在《金融摩擦下的最优发展政策》一文中，伊茨霍基与莫尔构建了一个存在异质性企业和金融摩擦的连续时间拉姆齐模型。该模型的解显示，最优的政策干预应取决于发展阶段：在资本不足的初始阶段，政策应“亲商”（pro-business），即通过限制均衡工资和增加劳动供给使企业获得利润、积累财富、减小金融摩擦，从而提高未来的生产率和工资。当经济接近稳态、政策发生转向，调整到“亲工人”（pro- worker）的第二阶段，即让工人有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时间。同时，在一个多部门的拓展框架下，最优政策应当补贴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并且在必要时要使用到真实汇率贬值的政策方案。
而关于汇率贬值的政策方案，在较早的经典论文《财政贬值》中，伊茨霍基等也进行过详细的论述。他们运用开放经济下的新凯恩斯模型证明，当汇率贬值无法直接进行时，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一些简单的常规财政工具的适当组合可以实现等价的宏观政策效果。比如，在汇率贬值未被理性预期的情况下，增加进口关税并提高出口补贴的政策组合，或者增加增值税并减少工资税，都可以达到类似汇率贬值的效果。这些政策组合被称为财政贬值政策。而当汇率贬值被理性预期时，在上述财政政策基础上进行消费补贴并增加个人所得税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二）再论比较优势与贸易政策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贸易中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一种贸易“双赢”理论已经深入人心。然而，伊茨霍基在对国际贸易的研究中，透过外贸企业异质性的视角，发现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不完善之处。
在宏观经济学不完备市场理论中，粒状（granularity）主要指由个体异质性冲击导致的整体经济波动，经常用以刻画经济活动中的具有异质生产率冲击的企业活动。而这个概念同样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解构产生了启发性的影响。在《粒状比较优势》一文中，伊茨霍基和高贝尔发现比较优势不仅局限在行业层面，一些表现突出、发展迅猛的少数龙头企业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行业的贸易模式。他们把一个部门中所有企业的共同特征称为基础比较优势，如特定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技术，而把那些由个别企业的特定知识和管理才能驱动的贡献称为粒状比较优势。在他们的多部门模型中，每个部门的企业数量有限，其中有一些企业规模较大，可以直接影响部门总量。这与大部分假设各部门由连续异质性企业组成的国际贸易文献形成鲜明对比。
实证上，分解基础比较优势和粒状比较优势用到了反事实的思想：假设一个特定企业及其技术知识消失，如果比较优势只是由部门层面的特征决定，那么该部门的出口态势就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因为其他国内企业可以加入或扩大市场以抵消退出企业的影响；如果比较优势是由个别企业的表现所驱动，那么随着具体企业的优势消失，该部门的出口态势将发生变化。更一般地说，当比较优势部分地来自粒状比较优势时，即使没有部门冲击，单个企业的异常值也足以驱动部门的总生产率增长。伊茨霍基等利用法国的数据，用部门头部企业的销售份额代表部门的颗粒度，发现其可以解释约20%的各部门出口密集度的变化。
（三）研究简评
伊茨霍基及合作者关于最优政策的研究通过异质性市场摩擦的全新视角，对传统的产业政策、外汇政策、财政政策等都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
在最优发展政策方面，通过金融摩擦机制，伊茨霍基及合作者不仅在理论上构建出标准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的两阶段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提出合理有效的政策建议，而且在实践中也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实际政策运用情况不谋而合。
在最优贸易政策方面，伊茨霍基及合作者将经典比较优势理论推导出来的贸易“双赢”理论进行异质化解构，并结合比较优势的粒状特性，推导出更多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在《粒状全球经济的政策分析》一文中，伊茨霍基等认为正是比较优势的粒状特性导致政府对行业整体和行业龙头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在反垄断法案中，一国内部龙头企业的兼并会导致垄断力量的增加，从而降低整体效率。但若经济足够开放，兼并会使得外国消费者剩余减少、本国企业剩余增加，因此本国反垄断部门有动机宽容对待比较优势部门的兼并。在外贸政策中，针对国外龙头出口企业而非整体行业的关税政策可以将外贸冲击对国内物价的传递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将福利损失转移到国外。在产业政策中，补贴和扶持国内龙头企业在封闭的经济体中通常是不理想的，因为它导致市场力量的过度积累。但在开放型经济体中，它可能会以外国消费者为代价单方面地改善福利。
六、总结与启示
本文从汇率新概念框架的建立、汇率传递不完整性的机制研究、国际贸易下的不平等问题、基于异质性市场摩擦的最优政策分析等方面梳理了伊茨霍基的研究成果与突出贡献。在理论研究方面，伊茨霍基及其合作者开发的模型为当代汇率谜题、汇率传递机制、收入不平等问题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和崭新的分析思路；在实证研究方面，伊茨霍基用真实世界的微观数据展示了一系列经验证据，其量化分析的方法也有很强的学习和实用价值。结合全球化的大背景，伊茨霍基的相关研究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诸如汇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最优发展政策等问题都是当代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话题。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在其研究框架中寻求到有所裨益的政策依据。
从伊茨霍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还可以看到，新的经济学直觉往往产生于对大量现实数据的分析和对传统理论缺陷的不断反思中，而把经济学直觉孵化成严谨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同样需要对实证证据的严谨把握和对理论模型的深入推演。所谓“经验与理论结合，实证和模型齐飞”，伊茨霍基正是借此在看似传统的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领域不断找到新的灵感，并推进相关经济学理论的不断进步。事实上，伊茨霍基现在依然是一位十分高产的经济学家，为我们揭示了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前沿研究方向。比如在国际金融领域，粒状不确定性导致的金融系统波动会通过外汇传递到宏观经济的效应应当引起重视；在国际贸易领域，大量海关数据的异质性实证结果也给现有理论提出了更多新挑战，引发我们对更多异质性摩擦下政策评估的探讨。如何更好地解释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中不断产生的新的实证结果？如何更好地用理论模型刻画经济学思想？如何用更先进的数值计算方法进行异质性模型的定量计算和政策评估？这些都是伊茨霍基和目前继续在该领域开疆拓土的学者们不断寻求的答案。